长同团长的关系特别好，因此，被作为预备队，打仗在后头。排长见我还机
灵，有文化，要我给他当传令兵，这样便比较自由，当时我二十一岁。
快天黑了，部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眼看红军就要上来。我所在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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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部队慌忙缴枪、逃散。乘乱时，我对十多个残兵说：“我在红军有熟人，
你们跟着我，保证生命安全”。于是，我就组织这些人向山上走，准备去向
红军缴枪；我一边走一面向这些人做红军的宣传工作。那些人起初有些怕。
我说：不用怕，保险不杀。走近时，有红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立即回答
说是缴枪的。我立即带着前去的人把枪缴了，子弹也全交了。
重新找到红军找到党
老战友再度重逢
这部分部队恰恰是红军的第三十一团。我们走近时正见到高自立站在高
处给红军战士讲话。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对着高自立大声的喊着：
“高自立！”“你是哪一个”因为我来的突然，又穿着国民党兵的军服，他
一下子没能认出我。
“我是宋任穷”
“老兄，你这是怎么搞的？！”高自立这才认清站在他面前的我，十分
惊讶。
“我是带人交枪来了。”于是我便把自己的遭遇以及从井冈山与部队失
散后，如何寻找部队到为什么当国民党兵的情况，一一向他作了汇报。他兴
奋的把我领到七支队，这个支队便是我以前在过的七连，原连长周昆现任大
队长，欧阳健任政治委员。我们三个老战友又见面了，故友重逢，真有说不
完道不尽的话。当晚，我们三个便住在一起，那时大家都在山上露营。我们
都很激动，我十分委屈地向他们讲述了与他们失散后的遭遇，他们也详细地
给我讲古田会议的精神，以及我们分别以后队伍是如何打仗的等等。那夜，
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一点睡意，整整谈了一夜。
后来，部队开了俘虏兵大会，大会由政治部主任主持，朱德军长讲了话，
也安排俘虏兵代表讲话。当时，组织上经研究决定，让我这次也作为俘虏兵
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兵大多是被抓夫的贫苦农民。经过工
作，不少俘虏兵提高了觉悟，表示愿意反戈一击，留下当红军。
第二天，他们又送我去纵队政治部。到了那里，我的熟人更多了，孙开
础、邓华、谭政等。张际春、罗瑞卿听说我回来，都纷纷来看我。后来向党
组织我把自己离队后的一切情况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讲了井冈山失败后失
去联络的经过，请求审查。审查也不难，可以向我带过来的十多个人，调查
我在国民党部队里的表现；另外，从井冈山下来的原来部队的同志，好多现
在也都还在。
孙开础负责审查。他说先工作，让我到宣传科当干事。谭政任科长。过
了一段，谭政调任政治部主任，我代科长，下设三个支队宣传队。
审查了一个多月，孙开础找我谈话，说已经审查清楚。不久，就恢复了
我的党籍。
又过了几天，组织上又决定调我到三纵队第九支队二十五大队当政治委
员。这正是浏阳出来的队伍。到那里，班排长与我原来就熟，我带过来的一
些俘虏也在那儿。当时上级还专门派人向部队介绍我的情况。因为当时我们
部队里补充的俘虏兵不少，怕他们对我不服气。来介绍的人反复的说明我是
当年的老红军了，在井冈山就参加了红军的队伍，那些俘虏兵才服气了。
九支队的支队长是张宗逊，政治委员是朱良才。原来同我一起出来参加
革命的人都在支队（营）、纵队（团）一级，而我还在连一级。他们对我都
很关心。在这里打了几仗。此时，立三路线开始了，提出打南昌、打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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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大队都比较能打仗。打长沙前，三纵队改为十二军，
军长伍中豪，政委是谭震林。一纵队改为第四军，军长林彪，政委是罗荣桓。
在打长沙的路上，打安福县战斗中，伍中豪牺牲了。副军长罗炳辉接任军长。
1930年打开吉安后，我调到三十五师一○四团。这是个小团，团长粟裕，
我任政委。粟裕同志比我年长，政治、军事方面都强，也能团结人，我们合
作得很好。后来，粟裕调任师参谋长，石金山接任团长。
1931年底，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
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
义。起主要作用的是赵博生。他在二十六路军当参谋长，没有什么权，还不
如一个军长；蒋介石还想利用同共产党的红军作战之机消灭或削弱这些杂牌
军；同时这些人也有抗日要求。那时，赵博生已经是共产党员，二十六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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