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因
此，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修整的间隙，对干部
进行训练。如进行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
目的训练。由于连续行军疲劳和战斗频繁、紧张，这种训练时断时续。可以
说，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党政干部的学校，长征途中
陆续为部队输送了一批干部。遵义会议以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中央把一些
老同志送到干部团，由我们保护和照顾。如董必武、徐特立两位老同志，还
有成仿吾、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都到了干部团。毛泽东同志对陈赓同志和
我讲：对董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董老和徐老年纪比我们大得多，长征途中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他们很
少骑马，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徐老还常常照顾他的警卫员。大家对这几
位老同志都十分尊敬、关心和爱戴。每次行军、宿营，我们都要认真检查，
看看董、徐二老和其他几位同志到了没有，伺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等。
长征开始时，中央后勤队伍非常庞大，携带了大批行李、辎重，包括修
械所、印刷所、X光机医疗器械，还有不能用的大炮等，“坛坛罐罐”很多，
活像大搬家。这些都由干部团等部队负责警卫、掩护。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
即调集粤、湘、桂、黔各省地方军和一部分中央军对我进行围追堵截，在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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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边界、湘南、湘江附近连设四道封锁线，企图全歼我军。在数十万敌人穷
追不舍下，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不仅使干部团，而且几乎使所有战斗部队
都变成了掩护队。部队庞大、累赘，行军速度缓慢，一天走不了多少路。为
了隐蔽，经常夜行军，走山路。山间小道婉蜒崎岖，部队拥挤不堪，我们沿
途处处被动挨打。疲惫、饥饿以及接连不断地与敌人战斗周旋，对我军是严
峻的考验。就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红军英勇奋战，边走边打，从
福建、江西出发，经广东、湖南，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934年12月
初渡过湘江，到达广西境内。过湘江时，我军同敌人打了一个大仗，八军团
被切断了，没有渡过湘江，伤亡很大，几乎全部损失了。在王明错误路线影
响下，我军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才短短三个月，已折损过半。
这时，毛泽东同志极力主张断然放弃长征出发时的原定计划，即一方面
军到湘西与贺龙、任弼时、肖克同志率领的二、六军团会合。因为蒋介石已
经觉察到我们的意图，调集了十几万大军等候在湘西。毛泽东同志主张改向
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
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决定向川黔边境挺进。这样，可把十几
万敌人甩在湘西，红军才能摆脱险境。这时，我军紧缩编制，丢掉了不必要
的辎重，对主力部队进行了充实。这样做，我军有了转机，接连攻占了贵州
东部的许多县城，于一九三四年底抵达乌江南岸。
架浮桥，强渡乌江；
遵义会议——历史的里程碑
干部团在贵州黎平休整后，经锦屏、施秉、黄平等县，跟随中央军委纵
队抵达乌江南岸。在猴场附近举行了联欢晚会，迎接1935年元旦。次日，由
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率领部队强渡乌江，准备抵
贵州北部后，夺取遵义、桐梓。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兵连参加搭浮桥渡
乌江的任务。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高山望不到顶。陈赓、韦国清同志亲自率领
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竹排。
由于乌江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几次被急流冲走。
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同志，对架桥很有经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最后
用竹篓装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
河底，以此代锚，才固定住了浮桥。经过紧张战斗，终于克服了器材缺，工
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的种种困难，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我中央纵队和
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在遵义，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
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对几乎断送革命和红军的王明左
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接着，
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
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
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王稼祥同志从革命不断受挫中逐渐认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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