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围剿”中随我所在的三十五师一起行动。
博古、李德排斥毛泽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三次反“围剿”后，博古这些人来了，中央召开了第六届五中全会，会
上博古、李德排斥毛泽东，不让他指挥军队，只让毛泽东同志当个苏维埃政
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现在的
国务院总理，军队由博古和李德亲自指挥。
五中全会后，毛泽东同志就离开部队，去搞社会调查
了。军队的事他不再过问。四次反“围剿”，还是毛主席的那一套打法，
所以打得还是好的。歼敌五十二、五十九师，俘虏敌师长陈士义。
到了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博古、李德用自己的一套来指挥打仗，
他们首先批判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是“游击主义”，当时批罗明路线，批邓
（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其实都是为了整毛泽东同
志。他们要打正规战，把许多好的东西都作为“游击主义”来批，把“敌进
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军队哪里有
“打仗、发动群众、筹款”这三大任务？军队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打仗；他
们还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针对敌人的“堡垒战”，毛
泽东同志主张打到敌人后边去，使敌人堡垒不起作用；但他们却要搞“短促
突击”，以堡垒对堡垒，打阵地战。五次反“围剿”中，蔡廷锴等发动福建
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博古、李德则认为这
是第三条道路，不是革命的。毛主席当时主张联合蔡廷锴、蒋光鼐反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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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红军打出去到赣东与方志敏策应，都没有得到支持。那时，我已调到五
军团第十三师任政治委员，陈伯钧是师长。我们五军团有三个师，除我们十
三师外，还有十四师，师长程子华；十五师，师长肖华，是少共国际师。我
们十三师是主力师。
博古在苏区搞所谓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撤了我十三师政治委员
的职务，调任五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长。同时被撤的还有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赖
传珠同志，他被调到一军团任一个团的政治委员。我任五军团民运部长后，
没有警卫员了，我此时正好手腕脱臼，行动处事都很不方便。五军团政治部
主任刘伯坚同志为人很好，他有两位警卫员，我每次外出时他总是让给我一
位，他还帮助我解决了不少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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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我从五军团调到瑞金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这个科是训练
军队高级干部的，学员不多，不过一、二十人。现在记得的有程子华、张宗
逊、郭天民、杜中美、袁良辉等同志。长征开始前夕，成立红军干部团，我
被调到该团工作。
长征开始，成立红军干部团；
突破四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我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出发前夕，为
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
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 （又名赫西斯大学，以在广
州起义时牺牲的苏联赫西斯烈士的名字命名）；红军第一步兵学校 （又名彭
杨步兵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二烈士而命名）；红军第二步兵学校 （又名
公略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命名）；特科学校。中央军委任命原红
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同志为红军干部团团长，我为政治委员。参谋长是
钟伟剑同志，遵义会议以后为毕士梯同志，又名杨林，朝鲜人。干部团下设
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
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成三个步兵营，
一营、二营培养连排长干部；三营培养连政治指导员；四营是特科学校编成
的特科营，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红军大学编成上级干部队，培养
营团军政干部。四个营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李荣，政治委员丁秋生；二营营
长黄彦斌，政治委员苏启胜；三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四营营长
韦国清，政治委员黄金山。上干队长肖劲光，政治委员余泽鸿。四个营和上
于队都设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若干人。全团共一千多人。
干部团随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同志直接指挥。我们这个
团的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
人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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