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利用敌人统治范围内很少的一点合法为掩护，以积
蓄抗日力量，保护人民利益。采取这种策略的村庄，各种组织形式，在表面
上完全是伪组织的一套，但实质则是抗日的，也就是所谓“白皮红心”。
在接近敌人主要交通线和主要据点但其统治却都比较弱的地区，一方面
坚持秘密工作，一方面团结和组织群众，进行隐蔽的武装斗争，扩大抗日政
府和抗臼军队的政治影响。这种隐蔽的斗争，要注意及时而动、适可而止。
在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则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配合革命的两面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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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群众利益，摧毁伪政权，进行反“蚕食”、反“维持”斗争，牵制与消
耗敌人，阻止与迟滞敌人向我根据地推进。
在我游击根据地，积极进行武装建设，从保卫群众日常斗争中发动群众、
改造村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加强群众游击战争，准备应付更险恶的环境。
根据斗争方针、任务和斗争形式的变化，组织形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实
行精兵简政，紧缩领导机关，领导机关全部军事化。政权组织，随军行动。
旅与分区合并，正规军进一步实行地方化，以连、排甚至大班为独立行动单
位，开展游击战争。
“精兵简政”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党中央极为重视。 在1941年底，
党中央就强调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根据地人民
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 日的积极性。假如民力很快消耗，老百姓因
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脱离，那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中央要求我党政军领导均应深刻了解这一点。我们根据党中央和一二九师“精
兵简政”的指示，在1942年、1943年两年中，军区进行了六次精简整编。
整编后，军区司令部只保留4个科，11名干部。军区政治部平时只由刘志坚
主任带一名秘书负责政治部全面工作。军区直属队总共只有161人。地方机
关也进行了精简，有的县政府只留县长、秘书2个人，县委也只有3个人。
部队还减发口粮，严格限定吃饭人数，停发菜金、办公费和各种杂支费，节
衣缩食，和群众共渡难关。
在精兵简政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分区主要领导参加
地委常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县、区委书记兼县、区游击队政委、指
导员。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
导机关。各级党委由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组成。主力军必须接受所在地区党
委的一元化领导，“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许多地区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后，群众抗日情绪受挫。敌人气焰十分嚣
张，敌特汉奸异常活跃。为打击敌特的猖撅活动，保护群众利益，激发群众
的抗日热情，开展敌占区工作，贯彻“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军区和区党
委经过周密调查和准备，挑选一些熟悉敌占区情况并与当地人民有密切联系
的干部，组织起20多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秘密进入敌占区，
访问当地士绅名流和有影响的人物，宣传我党和抗日政府的政策，开展社会
统一战线工作。对少数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汉奸、敌特严惩不贷，打击敌
人的嚣张气焰。杀一儆百，显示我们的威力，为受害的群众撑腰出气。
我们还把部分部队化整为零，组成了许多分散小部队，由得力干部率领，
分散到各县开展游击战。小部队和武工队相结合，深入“格子网”，开展敌
占区、接敌区工作，将敌占区变为游击区，将游击区变成游击根据地，创造
小块根据地，扩大回旋余地。
我们还吸取了冀中开展地道战的经验，将用于坚壁、藏身的地洞，逐步
发展成能藏能打的地道。有些村里的地道户户相通，有的村与村之间也挖通
了。冀南区开展地道斗争比较好的，是靠近冀中的第五军分区。
冀南地区还创造了一种“改造村形”的办法和敌人斗争，并将“改造村
形”和开展地道斗争结合起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所谓“改造村形”，
就是把一个村子内的几个方向的街道口或胡同口堵起来，只留一条出入口，
并将村内一些院落贯通，在适当地方构筑隐蔽的射击孔。这样，一个村子就
变成了一座地上“堡垒”。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我们抗日军民利用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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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暗堡，村头、街中的挡墙以及村内、村外的地道打击敌人，坚持和发
展冀南的游击战争。
刘邓首长看到我们冀南太艰苦了，牺牲的干部太多了，为了保存干部，
来电报征求我们的意见，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搬到平汉铁路以西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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