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刘邓从战略上考虑的。我们几个领导开会讨论是搬还是不搬。师首长这
样关心冀南，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讨论结果，都表示不能搬到路西去，留
在原地咬紧牙关坚持斗争。群众对我们很熟悉，如果我们走了，对干部和群
众的情绪有影响。只要我们留在冀南，不讲话也没有关系，在群众中走几趟，
老百姓看到我们，同群众见一面，就是对群众的鼓舞，就有一种政治工作的
作用，就能坚定大家的信心。老百姓看到我们的马，就知道这是某某的马，
就知道陈再道、宋任穷和其他领导人还在这里。
我们在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现在和我们刚到冀南时相比，大不一样。
那时，冀南的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到了老百姓家里。大姑娘们都藏着不敢
见面，躲着我们。经过一段群众工作，对我们了解了，就开始露面了。以后
时间长了，彼此就更了解了，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同老头几、老太太、
姑娘、媳妇，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好房子腾出来给我们住，而他们全家宁可
挤在一起。那时的军民关系真是水乳交融。如果我们离开些日子的话，回来
一进门，老百姓见了就说：“啊，又回来了。”他们好像是盼了很久似的，
非常高兴地出来迎接我们。这虽然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包含着对子弟兵
的深情厚意。这是经过多少工作之后，军民凝成的感情得到的一句话。我们
进了院子，原来住哪间房子，还住那间房子，真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我们讨论的结果报告师部后，刘邓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领导机关没
往路西搬，和广大军民一起，不管多苦、多难，一直在冀南坚持斗争。
后来，中央考虑到冀南的回旋余地大小了，把冀鲁豫的三分区所辖之堂
邑、冠县、濮县、清平、朝城、临清六县划归冀南，改成冀南第七军分区，
赵健民任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兼地委书记（肖永智牺牲后由许梦侠接任），
专员周持衡。我们跨卫河地区，活动余地就大了。实在困难时，可以跳过卫
河休息一下。
为了减轻发生严重灾荒的冀南人民的负担，1943年将骑兵团、七七一
团、十团、二十团和二十一团等主力团，先后调出冀南。为了保存干部，抽
出一批干部上太行、上延安。陈再道、刘志坚、范朝利、钟汉华等同志去了
延安。徐深吉调太行后也去了延安。后来他们都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王宏坤同志也到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还有一大批冀南的党
政军干部到偏城参加整风抢救运动，称后梯队。在抢救运动中，出现了“左”
的做法，伤害了不少同
志。
在冀南留下少数干部就地坚持，称“咬牙干部”。冀南地区留下王任重、
朱光、王蕴瑞和我，机关和直属队的人数很少了，不足二百人，区党委、行
署以及军区的后勤机关都转入了地下。那时我身兼四职。困难时期我们都穿
便衣。发现敌情就分成两股，王蕴瑞指挥一坨，我指挥一坨。到一个地方，
干部、战士都睡在一个房子里，不管是官、是兵，还是炊事员，都打地铺。
狗叫，容易暴露目标。为了保密，我们开展了打狗运动。那时保密工作非常
好，一股住村东头，一股住村西头，谁也不知道谁。天亮后，一见面原来都
住在一个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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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渡过难关，我们不但帮助群众搞生产自救，我们自己也组织生产自
救。我和任重、蕴瑞、朱光同志，在邱 （县）北就拉犁种过地。那时没有牲
口，只好组织人拉犁。即使有了牲口也不行，没有粮食喂，人还没有吃的，
哪里还有牲口吃的。我们四人加上警卫员八个人拉一张犁，每天种3亩地。
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轻松，有说有笑，还有唱的，感到干这样活儿很新
鲜。可是，过个把钟头，情形就不同了，说笑之声听不到了，唱的就更没有
了，谁都累得不想说话了。等到天快黑了要收工的时候，人简直一步也走不
动了。有时警卫员和我开玩笑说：“政委，你把绳子拉弯了。”
那时搞生产，干部参加劳动，不是一天，一个礼拜，走一走形式，而是
一干就半个月或者更长些。其它什么工作不做，有仗打仗，没仗就同老百姓
一起种地，自己也生产一点。军队里面不论是司令员，还是政委，地方上不
论专员，还是县长，个个都脚踏实地地干，不打一点折扣。
抗战期间，在冀南最困难时期，我们就是这样咬紧牙关，与天斗，与地
斗，与敌人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扫荡”，战胜了天灾，渡过了灾
荒，赢得了胜利。
争取瓦解敌伪军
成功抢救刘志坚
冀南的敌伪军工作受到过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一二九师的表扬，彭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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