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工作必定能搞得更好。这样，
工作也就成为第一了。这是辩证的关系。几十年过去了，不少同志回想起当
年云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方针后取得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从而促进各
方面工作发展的情景，仍十分留恋。特别是联系到我们以后犯的几次“左”
的错误，挫伤了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教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当年中央针对
云南实际情况提出的“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的正确
性。
克服困难，
支持援越抗法斗争
云南与越南接壤。新中国成立不久，胡志明同志专程到北京，请求党中
央援助越南进行抗击法国殖民者的斗争。此时，我举国上下正致力于医治战
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同时，中央己决定派出中国
人民志愿军赴朝，进行抗美援朝斗争。我党中央在国内外面临诸多严重困难
的情况下，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博大胸怀，答应了胡志明同志的要求，毅
然决定向越南提供无私的军事援助和财政经济援助。中央派罗贵波同志任中
共中央联络代表，派陈赓同志任军事顾问。陈赓早年与胡志明熟识，具有杰
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率四兵团开进云南不久，便赴越执行任务，在协助指
挥越南人民军抗法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遵照中央
指示，云南作为越南抗法斗争的后方。当时，越方在云南办了一所越南步兵
学校，培养军事指挥干部，校长黎铁雄，政委陈子平（陈后任越南驻中国的
大使，六十年代陈以外交官身份到东北参观时，还专门约我叙谈过一次）。
云南省对这所步兵学校以及越南的其它后方设施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支
持，胡志明于1950年10月就高平战役胜利结束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中
有这样一句话：“我应该指出，陈赓、任穷、云逸、天佑、贵波、剑英、方
方、国清及顾问同志们在战役中之特别功劳。”就是对云南、广西两省支援
越南抗法斗争表示感谢的意思。当越南到广西的陆上通道打通后，中央决定，
将援越抗法的后方从云南迁到广西。刘少奇同志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过一次
话，说明中央这个决定的意图。我对少奇同志讲，只要对援越抗法斗争的大
局有益，云南方面没有意见，完全服从中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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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 章在中共中央西南局
1952年7月，邓小平同志离开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在这以前刘伯承同
志已调到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中央任命贺龙同志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并决定将我从云南调到重庆，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张际春同志和李井泉同
志任第二、第三副书记，一起协助贺老总主持西南局工作。我知道这个消息
后，心里很不安，感到难以担此重任，赶紧找到贺龙同志，竭力推荐李井泉
同志任第一副书记，说李井泉同志工作有经验、有魄力，比我更合适。贺龙
同志对我讲，四川是个大省，需要有一位得力的同志去主持工作，中央已决
定井泉同志兼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再提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奉命赴任。小平同志离任之前，在成都召集我们西南
局几位负责同志开了一个小会，宣布了中央的任命。大家进行了讨论。小平
同志简要的作了一些交待。之后便直接乘飞机从成都飞往北京赴任。
中共中央西南局，是在解放祖国大西南的战役胜利结束后成立的，是党
中央在西南的代表机构，设在重庆市。邓小平同志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
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同志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
同志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在小平、伯承、贺龙同志的共同
主持下，在西南地区胜利地进行了清匪反霸、改编旧军队、土地改革、镇压
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进军西藏等各项斗争和工作，为
西南地区各方面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1952年到职，至1954年大区
行政机构撤销后离任，前后差不多两年时间。当时，西南局的常委，除正、
副书记外，还有王维舟、周兴、张子意同志。西南局的委员，除常委外，还
有陈赓、周保中、李达、蔡树藩、周士第、王新亭、廖志高、陈锡联、谢富
治、杨勇、苏振华、张霖之、于江震、郑伯克、李明、李大章同志。
西南局由贺龙同志挂帅。贺老总胸怀全局，善于抓大事、抓中心，又善
于发挥集体的力量，带领大家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共同做好各方
面的工作。贺龙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原则精神。他作风民主，爱护
干部，团结同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贺老总的领导下，西南局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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