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俄国革命之后，在表面上对于亲俄时代的外交方针和行动已经有所修正，
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外长）加拉罕曾于1919年和1920年两度发表宣言“放弃帝
俄时代有关中国的一切特权”。又有访问中国的苏底代表越飞和孙文于1923年发表
《共同宣言》，声明“绝无使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成向。”然而蒋介石访回苏联，积
其党和领导者及政府负责人谈起来，却可以从他们的语气中听得到对于外蒙古的侵
略野心。
外交人民委员契林便曾表示：“蒙古人希望脱离中国人的支配。”于是，蒋介
石便在和他会谈之后写了一封劝告的信给他，内容是这样的：
“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外蒙古所怕的，是现在中国
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
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在国民党正想快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亲爱
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
蒋介石的这封信，对苏联对外蒙存有野心感到忧心忡忡。
3、苏联的话只能相信三成
在苏联的旅行，使蒋介石隐隐约约感到了苏联片外蒙古的野心。
蒋介石回国后，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考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
俄报告书》寄奉孙中山。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到广州后，又向孙中山作了口头说
明。
对于苏俄之旅所得印象，蒋介石认为：“一言以蔽之，就是俄共政权一旦致于
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野心复活，则并非不可能。”
他说：“每言念及此，我不禁担心到对于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前途，会不会
带来灾祸？”
当时，有一些相信苏联是真正友好的中国国民党员对于访俄报告书有所批评。
廖仲恺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蒋介石乃将在正式报告中所未能尽情披露的本意，毫无保留地写在答复
廖仲恺的手书中。信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
“对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
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信可言。即弟对兄盲农人之盲只有三分
可者，亦以见过苏俄人而不能尽扫见之兴趣也。”
蒋介石供认不讳地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
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示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
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
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
策略和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这就是蒋介石到苏俄访问归来后的印象所得。
4、“我们不怕苏联！”
蒋介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虽然坚决反对同苏俄结盟，但由于有孙中山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也只好暂且忍耐着。孙中山逝世以后，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逐渐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军大权。后又发动
北伐战争，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等人，1928年，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基本实现了
对全国的“统一”。于是，外蒙古的主权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其实，早在1927年，当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等地大批屠杀共产党，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苏联政府就对他进行了指责，同时，苏联政府在外蒙古也硬
是又扶持起亲苏左派势力乔巴山，推翻了以丹巴多尔济为首的右翼政府。这时，苏
联就曾向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但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坚
决拒绝。蒋介石在给苏联政府的回电中是这样写的。
“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外蒙古的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干
涉。苏俄红军应无条件撤离中国外蒙古，如果拒不听从劝告，后果将由贵国政府负
责。”
这种语气是相当强硬，措词也十分严厉的。不但不承认外蒙古的自主权，而且
勒令外蒙古的当前执政者放弃独立的立场，回到中国的怀抱。
蒋介石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怕苏联，为了外蒙古的主权，打一仗也值
得。苏联不过是一只看起来可怕的“北极熊”，只要我们强大了，它就会乖乖的回
到它的欧洲去。”
5、1929年的中苏冲突
1928年，张作霖在中国东北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表示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悬挂起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东北三省的军队也处于南京国京政府的统帅之下。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也一心想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同时想利用班禅活佛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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