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让它听从日本的调遣。
而当时的外蒙古，由于刚刚推翻了丹巴多尔济的统治，所以外蒙的局势正处于
动荡不安之中，人心惶惶，而苏联又借口平定外蒙古境内的叛乱，派军队进入了外
蒙古，这对于本来就动荡不安的外蒙古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蒙古的一些封建主和喇嘛终于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请
求出兵的请愿书。
书中这样说：“我们外蒙古的王公以及忠于中国政府的文武官吏，恳请你们出
兵外蒙，协助外蒙古的人民消灭人民革命党，赶走苏联的驻军，以便恢复我们的生
活和宗教信仰自由，并请求你们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生佛和蒙古人
民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来外蒙古。”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国军队向外蒙古东部边境的苏军发起了一场进攻，于
是双方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冲突。
由于苏联政府不愿把事情闹大，所以苏军很快就又声称撤出了外蒙古。中国军
队也没有进入外蒙境内，而是希望通过和外蒙古的和平谈判，来解决外蒙的主权问
题，更重要的是，当时蒋介石正忙于在南方“围剿”红军，所以没有更多的顾及外
蒙古事务。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中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抗日问题上，外蒙
古的问题就被暂时搁置了下来。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忙于抗日，因此，外蒙的亲苏的乔巴山势力又乘机得到了发
展，加之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三省搞了个“满洲国”，并妄图以此为基础，进
一步吞并外蒙和苏联远东地区，这就更使外蒙古的主权受到严重威协。对此，蒋介
石曾忧心忡忡，但又无可奈何，只是三令五申地强调：“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政
府，任何国家和地区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略中国领土。”
直到1945年，中苏谈判中再一次提出了外蒙古问题，1946半，外蒙代表同南京
国民政府代表商谈外蒙问题，于是，外蒙古的主权归属问题又重提了出来。
第九节 38人爱国集团大惨案
1、山雨欲来风满楼
乔巴山在苏联政府的强大支持下，在外蒙古重新实行了革命刚刚开始时的那种
过激政策，使外蒙古的那些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们深感忧虑和不安。
1928年10月23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撤消”了以
丹巴多尔济、札丹巴为首的执行温和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选举”了以乔巴
山为领导核心的政府。乔巴山在大会上讲话时说：
“蒙古革命从1921年开始，经历了许多的屈折，我们的政策也有较大的波动，
为了保证我们的革命成果不被出卖，我们必须时刻防止右倾错误，我们曾打倒了鲍
陀的反党反人民集团的阴谋，也战胜了以丹尚为首的右倾路线。但是，右倾路线在
我们党内依然很有市场，在我们过去的几年中，革命的成果几乎被一扫成空。
现在，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人民政府的职能，我们决定进行整党运动，把
那些对党的路线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人清除出党。在对内政策方面，要再次发起对
封建主义的猛烈进攻。同时，决定减低税收，用实行生产合作的方法来组织对雇牧
和贫牧的援助，在对外政策方面，要把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束缚，争取蒙古人民共
和国经济上的独立斗争进行到底，完成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以便在苏联的
援助下加速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
乔巴山在外交上奉行完全的亲苏政策，使蒙古成为苏联工业化的原料基地。
苏蒙的经济贸易迅速增长，同时，苏联也大量地派遣医疗队等人员进入外蒙古，
以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另一方面，苏联还吸收大量的蒙古青年到苏联去学习技术，
作为对外蒙古工业的援助，尽管如此，外蒙古的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很不景气。
乔巴山的赤化政策极大地伤害了那些在蒙古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封建主和
商人。由于乔巴山对他们采取了“革命”的镇压手段，所以，遭到了这些人的强烈
反抗。
1929年登记的729户过去的封建主当中；有86户的财产被没收。国家只给每一户
人家留106胡比的钱，其余的财产全部都收归国有。经过这次打击，“人民政府”获
得了巨大的财政收入。
此后，1930年和1931年，“人民政府”又没收了837户封建主的财产，其中的2
05户是寺院封建主。在没收过程中，他们只要稍有反抗，乔巴山就通过“人民法院”
或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予以镇压，把他们逐出所居的地方。象丹巴多尔济、札巴丹等
封建主最终也难逃被镇压的命运，被发配到一个边远地区劳动去了。
在剥夺封建主的同时，“人民政府”又遵照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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