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切费用，皆由皇帝之私库支取”（引自当时的《国闻周报》）。
杭达多尔济飘飘然，欣欣然，在彼得堡过了数日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
的“天堂”生活。纸醉金迷、神魂颠倒的杭达金尔济，在彼得堡期间，同沙俄签订
了聘请俄国教官、组建伪蒙古族的特别协定；以外蒙各地金矿作抵押换取了沙俄的
二百万卢布的贷款和一些武器装备。
祖祖辈辈留下的金矿，在杭达多尔济的谈笑声中，一下灰飞烟灭，全落在了沙
俄人的手里，诸如此类事情，恐怕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也是稀有的。
再说说那木囊苏伦。1912年11月初，刚刚当上“总理大臣”的那木囊苏伦，就
息不可待地带领外蒙代表团”到达彼得堡乞求援助。
沙查诺夫在给财政大臣的信中十分露骨他说“必须利用三音诺颜汗到圣彼得堡
的时候把他完全拉拢到我们这边来，以作我们在蒙古一切活动之支柱。……应该以
二百万或三百万卢布的新贷款借给蒙古政府，……因为它能维特三音诺颜汗之地位
——我们还十分需要这个人的帮忙。”
沙查诺夫的意愿在沙俄政府上下产生了共鸣。尼古拉二世先后两次接见了那木
囊苏伦，并特意在豪华的宴会厅里，一本正经地授给那木囊苏伦一枚沙俄最高荣誉
勋章——自鹰徽章。
受宠若惊的那木囊苏伦也大慷外蒙古之慨，乖顺地在“蒙古族特别协定”的续
签合同上签了字。
在这个合同里，沙俄虽然答应给外蒙政府二百万卢布的新贷款、但是这笔贷款
必须由沙俄财政顾问监督使用；并以外蒙的课捐关税收入做抵押。沙俄提出的聘请
财政顾问合同规定，沙俄顾问除监督使用新贷款外，还有权管理外蒙整个财政事务，
负责外蒙“国家”行政部门的改革，有权自行开办煤矿、电信等企事业。
从这个合同中，不可一世的哲布尊丹巴也深深地体味到了太上皇的厉害和儿皇
帝的难堪。
替罪羊抛出后，按照外蒙法律，由哲布尊丹巴赐毒酒于杭达多尔济和那木囊苏
伦。
据说，杭达多尔济服酒前，泪如雨下，感慨万千，发誓若有轮回，来世决不再
戴乌纱帽。
二、彻底失去了保姆
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国的专横统治。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社会
主义政权。而这种政权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建立起来的，因而与一
切以封建主为代表的政权格格不入。
1917年2月开始，“自治”的外蒙古随着沙皇的倒台也失去了“保护者”。10月
革命以后，“自治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政府，由于害怕苏俄输出革命，因而更倒向
了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同时也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帝俄的残余势力勾结，力图巩固
“自治蒙古”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和帝俄残余势力试图取代沙皇俄国在蒙古的保
姆地位，但这种地位却是非常脆弱和不稳定的。
“自治蒙古”本来是沙皇俄国趁中国满清政府崩溃之机，向中国政府进行政治
要挟的产物。当时的中国政府由于面对国内的严重危机形势、几乎无力反击。在沙
俄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在保证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前提条件下，允许外蒙
“自治”。可以说，沙俄是“自治”蒙古的保姆，它一手控制着蒙古的政治、经济、
外交事务，哲布尊丹巴政府只不过是沙皇俄国的傀儡而已。
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对“自治”来说，好比是釜底抽薪。沙俄的倒台使
“自治”蒙古丧失了自己的靠山，在社会各个方面丧失了的依托。哲布尊丹巴面对
这种突然出现的国际形势盲然不知所措。
“如果俄国的革命烈火烧到自治的蒙古，那我们就全完了！”哲布尊丹巴焦急
地对他身边的慕僚、封建主和僧侣领袖说，“俄国的十月革命，革的就是他们当中
那些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人的命！他们新建的政权，全是为穷人说话的，象我们这些
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肯定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不管怎么说，俄国人是再
也靠不住了。”
站在旁边的沙皇俄国的领事对哲布尊丹巴鼓劲，他说：“阁下，苏维埃在俄国
的胜利只是暂时的，请你不必担心。现在以恩琴将军为首的沙皇俄国的军队。仍然
在同苏维埃的叛乱分子作战，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沙皇的帝国会重新崛起。沙皇
对蒙古的“自治”与“独立”也将竭尽全力。
哲布尊丹巴以感激的微笑看了这位已经丧家的沙皇走狗，并不冷不热地说：
“多谢贵国的关照，只是面临这样严峻的国际形势，只怕沙皇的帝国再难有昔日的
威严了。”
这时，默不作声的日本领事走过来，以一种傲慢而又温柔的语调对哲布尊丹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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