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抢了人家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
“抢？……抢什么东西？”黄开群不知所指。
“抢人家的牛，几十条牛。你回去和雷绍康讲，这件事必须查处！”
黄开群终于明白了：“政委，这件事我知道。牛是打小保队缴获的，是小保队抢的老百姓的牛。”
“为什么不还给群众？”
“牛太多，不知主人是谁。”
“带上一个部队赶起牛，贴上布告，是谁家的谁来认，没人认的分给贫苦人家。这样做有困难吗？”
“没有。只是……听说有的牛已经杀掉吃了。”
“乱弹琴！”
邓小平拿起一支香烟，还没点燃，又把火柴扔掉了：“吃掉的牛要折成钱，如数还给人家，一分也不能少！不要说一条牛，就是一根草也不能拿，这是我军的纪律！”
“是！”黄开群敬礼，准备告辞。
“你回来。”邓小平又叫住他：“前个月我们在小姜湾开整顿纪律会，部队有没有传达？”
“传达了。”
“你给我重述一下内容。”
“小姜湾会议上，刘司令员说：‘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还有，邓政委您讲的：‘部队纪律这样坏，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已挖坟墓。’张际春副政委还宣布：‘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明确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思想，全体指战员必须学会克服困难，要严格群众纪律，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邓小平：“好，记得就好。回去后，除了把遗留问题处理好，必须告诉部队，再发生类似问题，我们的纪律绝不停留在口头上！”
当天上午，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派出纪律检查组，由保卫科科长张之轩负责，去总路嘴检查群众纪律。黄开群也回到第5旅，组织教导队给群众还牛，清理街上的稻草。
临近中午时分，张之轩回来汇报：发现的问题已处理完毕，总共赔偿群众六两黄金。
邓小平戴上军帽，说：“我到街上去看一看。”
总路嘴是个大集镇，街上的青石板路已经扫得干干净净。偶有几片枯叶被秋风吹落，在地上打着旋儿。国民党军队刚刚撤走，解放军又驻了进来。老百姓两头跑反，见队伍就逃，至今仍没有几户回来。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挂着门板，房舍紧闭大门，街上行人稀少，显得空寂萧条，冷冷清清。
两个担柴的汉子倚在墙角，指着不远处的店铺说着什么。
邓小平想和他们随便聊聊，刚靠上去，两个汉子便慌乱地担起柴，匆匆离去。
邓小平有些奇怪，顺着刚才那两人的手指方向望去——
一个军人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腋下夹着一刀白纸和几支毛笔，拐出店铺，扬长而去，留下一个背影。
邓小平追了几步没追上，站下来，对张之轩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哪个单位的？”
张之轩调查回来，见刘伯承、李达、张际春都等在邓小平的屋里。
邓小平问：“搞清楚了？”
张之轩点点头：“是个副连长，见店铺主人不在，就拿了一匹布和一捆粉条……”
“拿？这是抢！”
邓小平摔掉香烟：“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要执行纪律！如果令出不行，说了不算，再发展下去，我们肯定在大别山站不住脚！”
刘伯承来回踱步，问：
“他是哪个单位的？”
“警卫团的。”
“哦……”刘伯承摇摇头，叹道：“灯下黑哟！问题竟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李达，际春同志，你们说说。”
李达脸色铁青：“既然问题发生在我们身边，更应该严肃纪律。”
“我同意。”张际春声调不高，却透着沉重：“我们已经三令五申，他还再错，这就无法挽回了。”
“问题就在这里。”邓小平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见是空的，攥成纸团。“部队纪律整顿得如何，首先要看你的直属队，要看你的警卫员。如果这两部分人都管理不好，那么你离坟墓也就不远了。问题既然发生，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了。张之轩同志，通知部队，下午召开公判大会，另外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
张之轩说了“是”，身子却未动。
刘伯承问：“你还有话要说？”
张之轩：“那个副连长说，他对不起刘邓首长，中秋节那天，首长还……”
刘伯承想起来了，一惊：“你说他就是……”
“3连副连长赵桂良，他还说……”
“不要说了，我知道他。”
刘伯承缓缓地抓下帽子、眉头紧柠着，接下来的话语调低沉而有些颤抖：
“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副连长啊！懂得关心战士，打摆子了还替战士站岗，打起仗来一定也很勇敢。可……他为什么偏偏忘了人民忘了纪律忘了自己是一个干部呢？邓政委常说，人民是我们的母亲，军队是穿军衣的人民子弟。他怎么能忘记这个根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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