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增加军事力量条款的实施。但他们却同时提出一项要求，即双方不得引进“任何”额外军事力量。这
就连正常的部队轮换及派人到日本一个一个去替换也在禁止之列，而联合国军却少不了这种替换。
在这种微妙的谈判中，由于双方都不断提出导致冲突的高度敏感问题，杜鲁门总统也走到前台，对停
战后北朝鲜的重建采取特别强硬的立场。杜鲁门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撤销除机场外联合国军反对的各项
设施的重建方案严加审查(因怕共产党建立空军基地，威胁联合国军；联合国军当然也坚持不关闭在南朝
鲜的空军基地)。
杜鲁门要过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允许重建公路、铁路及除机场以外的一切设施。我们牺牲那么多
的人，投下了千万吨炸弹，损耗了大量装备，好不容易才使这些人就范呀！他们在那样差的运输条件下，
曾使我吃尽了苦头；他们连机场也没有，却那么能打。”
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向总统耐心地解释说：“因为他们并不指望朝鲜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停战状态将
会持续很长时间，因而，在那么长的时间中，要想制止北朝鲜为国计民生而修复各种设施，是根本不可能
的。”至于机场修复却是另一码事，参谋长们觉得那会造成真正的威胁。总统最后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
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机场修复问题成为一个主要争论点。不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多么害怕，要想叫共产党接
受这样一种不对等的安排，那是绝对不现实的。因为联合国军的飞机部署在南朝鲜各机场，而却不准共产
党飞机使用北朝鲜的飞机场，能办得到吗？
经过很长时间，第三项议程中的许多争论，在艰苦斗争中，通过妥协都一一得到解决，只有机场问题
，尤其是可容纳喷气式飞机的机场问题，却使谈判有遭到彻底破坏的威胁。联合国军代表在空中视察问题
上让步了，最后提出同意修复民用机场，但共方代表却完全拒绝接受。1952年1月25日，双方代表团决定
把机场问题先放到一边，而就第三项议程其他问题达成的协议进行起草工作。
最后双方转而着手解决各自所掌握的俘虏问题——即第四项议程，这是联合国军代表团一再提出要解
决的。从和谈开始，已过了5个月的时光。这5个月的谈判进展缓慢，本已极为艰苦，但最后双方着手进行
的这一问题，却使谈判拖延达一年之久！
战俘问题的谈判可说是在乌云满天中进行的。双方多次大动肝火，时而争，时而吵，时而斥骂，充满
了离奇曲折，使谈判常常走进死胡同中。谁也不能说这是一个简单问题的谈判。美国拒绝遣返任何一个不
愿重回共产党统治下的战俘，而共产党却坚持要将自己的人员全部遣返回去。
美国利用战俘问题进行反共宣传，向世界表明共产党国家的公民有许多对被遣返重回共产党统治下，
要进行武力反抗。美国这样做，是出于对共产党人一切事物的憎恨，也可说这具有道德色彩(因可说明美
国主张自由选择)，但这样做却为美国带来极为沉重的包袱。
首先，美国是1945年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第118条明文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
延地予以遣返。”美国虽未批准这一公约，但在1950年7月4日，美国却通知红十字会说，它愿意遵守该公
约。日内瓦公约有关战俘的条款是旨在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行为的再出现。苏联曾将上千万战俘多
年扣押在劳改营中不予遣返。参加日内瓦公约会议的代表们没有提出战后大量战俘可能有不愿回国的问题
。美国在停战谈判的早期，主张尽快一对一交换战俘，因为联合国军掌握的战俘数量比共产党多好几倍。
这种一对一交换的概念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可在当时，谁又曾考虑到后来俘管当局要甄别所有战俘，问
他们在战后宁愿不回家的事呢。后来甄别却真的发生了。
美国关于战俘的立场无疑拖延了停战。联合国军第一位首席代表、海军上将乔伊说过，美国主张不自
愿遣返战俘，使他们付出了多打一年仗的代价。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联合国军在战斗中的死伤人数，远
比不愿遣返的战俘要多得多。由此看来，战俘问题形成的所谓道德价值是极其狭隘的。难道应要求部队为
国家怜惜前敌军士兵可能遭到的厄运，而继续打下去，并使一些人阵亡吗？且不说美国曾答应要遵守日内
瓦公约，难道美国人应该为前敌人的自由选择而牺牲吗？
此外，美国这一立场又使得所有战俘——美国的，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北朝鲜、南朝鲜和中国的战
俘，都得在问题解决之前，被额外多关押许多时日。
令战俘选择这一想法，是陆军心理作战部长罗伯特?A?麦克卢维尔准将首先提出来的，他向柯林斯
将军建议说，中国俘虏中不少人以前是国民党的士兵(有很多这类人)，因为是投降过来的，因此害怕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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