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改的年号能看出女皇心满意足的心态，也能看出革命已基本成功。
在这个背景下，酷吏集团的存在，就不是一个有利于政权稳固的因素了，反而成了社会动荡之源。
由于他们的手伸得太长，使官僚集团感到人人自危；因为他们陷害无辜，使起码的公平正义荡然无存。这样一个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常态的社会。
古代人把管理国家比喻为“牧羊”，这个说法非常贴切。划定一个圈子，不得超越，然后就让羊儿吃草挤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各得其所。偶有越界的，执鞭而警告之，这就能维持住基本的秩序了。
但是若把国家变成屠宰场，依靠今天杀一批、明天杀一批来震慑，臣民们必然会聚集起越来越强的反抗心理，社会也将弥漫着不祥的戾气，焉得长治久安？
那么，垂拱至天授年间的酷吏集团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呢？
十分可怕！
据中宗复辟以后的清算，这个“妄滥杀人”的集团共有26人，他们“以粗暴为能官，以凶残为奉法”。无辜官民“倏忽加刑，呼吸就戮（眨眼之间就被杀掉）。暴骨流血，其数甚多。冤滥之声，盈于海内”。
革命之前，制狱（也就是诏狱）尚无固定地点，革命后，来俊臣等把诬陷人当作了一项事业，案子越来越多，女皇就在中枢机关的集中地——皇城之南的丽景门“别置推事院”，这就是新开的制狱。
制狱设在这里，是为了便于逮捕中央高级官员，借上朝之机就把你给逮了，不须惊动地方。
到后来，抓的人太多了，连丽景门这里的地方都不够用了，就又在司刑狱设立“三品院”，关押三品以上的大官。
以来俊臣为代表的酷吏所使用的酷刑，在中国历史上也堪称极有创意，或以醋灌鼻，囚禁于地牢中；或装入瓮中，用火来烧烤；或断其口粮，令犯人吃棉絮以充饥；或令犯人睡在粪秽之中，备受荼毒；或将铁圈套于人头之上，加插木楔，直至脑袋破裂……
种种惨毒之刑，不是肉身可以承受得了的。史称“但入新开狱者，自非身死，终不得出。”
酷吏们的为非作歹，引起了大臣的强硬抵制和抗争。天授二年（691年），继宰相岑长倩、格辅元等被杀后，另一宰相乐思晦和右卫将军李安静也被杀。李安静的得罪，不过就是当初不肯在劝进表上署名。来俊臣在审问他的“反状”时，这位李将军毫不屈服，怒喝道：“以我唐家老臣，要杀就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
如意元年（692年）初，肃政台中丞魏元忠等七人被控谋反，侯思止奉命审案。他事先对魏元忠说明，不承认就要吃棒！
魏元忠不肯承认。
侯思止就叫人把魏元忠倒曳起来折磨。
等放下来后，魏元忠站起来说：“我薄命，如乘恶驴坠倒，脚为镫所挂而被拖曳！”（《旧唐书*酷吏传》）
侯思止目不识丁、满口土话，本来就被人视为滑稽人物。审这一案，被魏元忠一顿臭损，更是传为笑谈，连武则天听了都大笑。
这个所谓的七人谋反案相当经典，首告是来俊臣，被告里面头一位就是宰相狄仁杰，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撞到了一起。
为了减少审案的难度，来俊臣事先奏准，只要承认谋反的，可以免死罪，也不给上刑。狄仁杰与魏元忠的斗争策略不同，他不愿受酷刑，就自己承认：“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朝旧臣，甘受伏戮。反是实！”
好，只要承认就好。不过这案子当然不能这么痛快就完了，另一个酷吏王德寿又诱供，要他最好把女皇母亲方面的亲戚、冬官尚书杨执柔也牵扯进来。狄仁杰坚决不干，说：“如此，皇天后土，必将谴我！”说罢以头触柱，血流满面。
王德寿怕事情闹大了，赶紧抱住狄仁杰，说：“不牵扯就罢了，狄公何必如此？”此后，王德寿再见到狄仁杰，态度就尊敬多了。
狄仁杰乖乖认了罪，对他的看管也就不十分严了。他趁机把被面撕下，写了冤状塞在棉衣里，以天热为由，托付王德寿交给自己的家人带回，让家里人把棉花掏空了再送来。王德寿自然很乐意去办。家里人收到棉衣，知道有名堂，在衣服里找到了密状。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马上拿着状子，前往皇宫告变。
按照当时规定，凡是告变者，都可得到女皇召见。女皇听取了狄光远的汇报，又看了冤状，非常惊讶，就把来俊臣叫来问：怎么能对狄仁杰逼供？
来俊臣巧言令色道：“狄仁杰等入狱，臣未尝去其巾带（还让他们穿着官服），起居妥为安置，若无谋反之事，他们怎么肯招认？”
女皇不信，知道这个事光问是问不出名堂来的，就派通事舍人周琳前去监狱视察。来俊臣连忙把监狱现场伪装好，但是这个周琳畏惧来俊臣之威，根本不敢去见狄仁杰，回去就对女皇说监狱里一切都很好。来俊臣见有机可乘，就叫人以狄仁杰的名义，写了一份“谢死表”（认罪书），还假冒狄仁杰签了名字，进呈给女皇。
正巧在这时，刚刚被冤杀的故宰相乐思晦，有个未满10岁的儿子被籍没在司农为奴，不甘心受屈辱，也告变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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