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台中丞宋璟侍宴朝堂时，不随流俗，对二张并不特别恭敬，只称张易之为“张卿”。天官侍郎郑善果问他：“奈何呼五郎为卿？”他答道：“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若以亲故，当为‘张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旧唐书*宋璟传》）
宰相韦安石更是厌恶二张侍宠弄权，多次公开折辱他俩。一次女皇在殿内赐宴，张易之带了蜀商宋霸子等人进来，同座赌博。韦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参预此会。”说罢，叫左右把他们逐出。座中诸臣害怕女皇发怒，都吓得失色。而武则天却欣赏韦安石的直言，特予慰勉。同僚见此皆叹服。
不过二张在武周后期，也做过一件“政治正确”的事。缘于当时武则天的心腹、时任左台中丞的吉顼跟他们说的一番话。吉顼实际上也是一名酷吏，只不过程度略温和。他素来瞧不起武氏诸王，认为他们要才学没才学，要相貌没相貌，成不了大事。而与二张却较为亲近，一次在一起饮酒，吉顼道：“你辈荣贵至此，然非以功业而得，天下侧目切齿者多矣！若无大功于天下，如何得保全？吾实为二卿担忧！”
二张被说中心事，顿然变色，心中大惧，泪流不止。因平素敬慕吉顼多谋，便虚心请教自安之计。
吉顼又道：“天下士庶未忘唐之旧恩，都盼望庐陵王复立。今上春秋已高，帝业须有人承继，武氏诸王都不遂其意。何不劝今上立庐陵王，以应人望？如此岂止免祸，更可保富贵。”
二张深以为然。此后，逢到女皇高兴，二张就总是委婉提出此议。女皇听得多了，也觉得甚合常情。后来在狄仁杰劝谏时，也就很容易听进去了。
两个小情人担心后事，武则天心里是清楚的，也能体谅，所以一直没让他们掌实权——不掌实权，就不至于得罪人太多的人，结局也就不至于太坏。
女皇能想到这一点，也还算比较“人性化”的吧。
武则天晚年宠幸二张，这事一直为后世不少人所讥讽，近年更是坊间历史小说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当今大多数史家对她这一点却都持谅解态度。
为她辩解的人说，女皇固然是养了男宠，包括前面的薛和尚、沈医官，但也不能说她就是“淫乱”。应把武则天还原到人的位置来理解，七情六欲谁都有；爱美之心，老妇亦不能免。古之资产中上的男子，都可有妾，男性皇帝更是有一个庞大的后宫队伍，何必独独对武则天苛责？以往之人苛责武则天，显然是男女不平等的旧观念作祟，有歧视妇女之嫌。
这话说得倒是。男性皇帝若是死了皇后，可以再立一位；不立的话，也有其他妃嫔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女皇却不能再嫁，如果再嫁，于皇权的继承上有背谬之处，因此找情人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好在唐代风尚较为开放，否则这问题还真是不好办。
还有辩解者说，武则天其时已是七十老人，于性的要求还能有多少，大可存疑。与二张厮混，恐怕主要还是为了愉情悦性。这一说，我个人觉得比较公允。
当然，在现代的研究者中，也有坚定的卫道士一派，对武则天的胡闹不能原谅。如台湾的史学家雷家骥先生对武则天的治绩评价不高，对她的私生活也多有谴责。他说，古代官员和皇帝，其妻妾虽多，但那是有人数限定的，是一种制度，不能僭越。男性皇帝不会偷偷摸摸养情妇（宋徽宗、明武宗不算？），如果要养，就会招致臣民批评。
他说，武则天要养情夫，完全可以立法，公开规定“男妾”的名分和名额。但她却要偷偷摸摸地干，所以招致批评，这与歧视妇女无关。
他还说，武则天之所以要偷偷摸摸地干，还是心虚，她并不具备真正的男女平权意识，只不过胆子大，敢于纵欲享乐罢了（见雷家骥《武则天传》）。
这真是，各说各理。还是鲁迅先生说得明白：“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
诚然！就是！
我辈浅陋，在女皇生活作风的问题上，无话可说。
37、她为了救情人低三下四向大臣求情
随着边境战火稍歇，晚年的武则似乎越来越胸无大志了。宴乐，游幸，养生，成了她主要的生活内容。
在她身上，有几点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
武则天晚年改元频繁，雷家骥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她有负罪感（称帝、杀戮过多），为了缓解内心压力，就频频改元。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根据，但从她晚年的一些年号看——“如意”、“长寿”、“延载”、“久视”、“长安”，其价值取向非常明显，就是渴望长生。
她除掉酷吏，把朝政交给狄仁杰等贤明大臣，去掉“天册金轮”的尊号，回归一个凡俗的皇帝身份，这都说明了他价值观基点的大转移。
其次，因为张易之信奉的是道家的那一套，武则天大概是爱乌及屋，开始改变她在登极之初崇佛抑道的立场，开始提倡“道佛齐重”。她晚年屡游嵩山，是因为嵩山曾有过王子晋骑鹤成仙的故事。她后来甚至还起用嵩山山人什方为相，这个什方大有仙风道骨，自称生于三国时代。还有自称700岁的洪州道士胡超，也深得武则天信任。这两人都为女皇制作了长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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