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本姓渊，唐人为避高祖李渊讳而写作“泉”，盖苏文是他的名。他也是入了《隋唐演义》的人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广播评书流行，几乎家喻户晓。他名字里的“盖”，不知说书人为何要念成“葛”。
泉盖苏文大概信奉法家思想，专横残暴，以严刑立威。高丽“国人皆苦之”。
属国的大臣杀了国王，又实行暴政，上国当然有义务来管一管，这就为唐太宗征高丽提供了一个理由。
这时半岛上三国之一的新罗，与唐的关系很好。贞观十七年(643年)九月，新罗向唐朝求救，说百济夺了新罗四十余城，还与高丽连兵，阻断了新罗赴唐的朝贡通道。
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太宗就派使臣前去警告高丽。
贞观十八年(644年)正月，正当唐使臣抵达平壤时，高丽又出兵拿下了新罗两城。唐使劝其退兵，盖苏文根本不听。使臣回来一汇报，太宗当然恼了，决定发兵讨之，并且要亲征。
褚遂良对此持反对意见，劝太宗不必亲往，太宗不听。
这次出征是比较奇怪。以前对外作战，太宗都是派将领率军，这次却要执意亲征。据范文澜先生分析说，做出这个决定，一是为了打破隋以来军民对高丽的恐惧；二是太宗自以为有必胜的把握，想玩玩战争的游戏。
我认为，两条都很有可能。第一条，隋三次征高丽失败，高丽将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骨筑成了一座京观（为炫耀武功，收集敌人尸首，封土而成高冢），这确实是够恐怖的。太宗即位后，在贞观五年（631年）就派人进入高丽，毁掉了这个京观，将前朝将士的尸骨收殓安葬。他很清楚，唐军民不可能没有恐惧心理。第二条，太宗在征高丽的战争中，有些决策和举动太过浪漫化，实在是太像搞一次军事演习了。
这次动员，唐朝共征发了十六道的兵员，总计十万人。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一月，太宗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南、淮河、岭南、三峡兵四万，又在长安、洛阳募士三千名（即志愿兵），乘三百艘战舰出征。这一路是从水路出发，从莱州（今山东掖县城）渡海，直趋高丽都城平壤。
另一路是陆路，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江夏郡王李道宗为辽东道正副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兵共六万，还有兰、河二州（河州在今甘肃和政西北）的一批“降胡”，直趋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两支大军“合势并进”。
出师前，太宗诏告天下，特别列举了此次征高丽的五条必胜缘由：“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
这话是用来激励军民士气的，可是人们战后再来看，滋味就很不同了。
征高丽的诏令一下，立刻有数以千计没被征发、但自愿私人购置装备从军的志愿者，要求从军，且声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这期间，更有百姓给新生儿取名“平辽”的，形成时髦。民间复仇情绪顿然高涨。
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二月二日，太宗发出总进攻令。下诏水陆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等分道进击高丽。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十二日，太宗亲统六军（中央禁军）从洛阳北上，三月十九日，抵达定州（今河北定县），留太子在此监国，令房玄龄与高士廉、刘泊、马周等辅政。三月二十四日，太宗率部离定州，踏上征程。
此行何去？
健儿只道复辽东！
这是一场实力不均等的战争，开始时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唐两路大军均有战果，李勣和李道宗一路，顺利攻陷了盖牟城。张亮所率水上一路也不错，渡海袭击卑沙城。前锋程名振引兵深夜抵达城下，获罪后重新被起用的副总管王文度身先士卒，率兵冒死登城，一举拿下该城。
五月初，李勣和道宗率前锋四千余骑抵达辽东城下。盖苏文急派步骑 4 万人前来援助守军，但被唐军击溃。
五月十日，唐太宗亲率六军渡过辽水，渡后太宗下令毁去桥梁，以示此行定当背水一战。而后先行一步，自领数百骑飞驰至辽东城下督师。
辽东城，可说是一座铁打的城，隋炀帝三征高丽，都止步于此。
但太宗不是隋炀帝，他自有激励将士的一套。唐军在攻城前负土填堑, 太宗也参加到背土行列中，随从官员不好意思闲着，也连忙一起动手。数日后，城下沟堑被填满，唐军即发起总攻，以抛车攻甩出 300余斤的巨石，所击打之处无不摧毁。如此连续攻城 20多天，昼夜不息。
唐太宗亲率六军助威，击鼓声、喊杀声震天撼地。辽东城内外开了锅一般！
五月十七日，唐军趁南风起时火弩齐射，点燃了西南城楼，士卒趁势奋勇登上城墙，杀入城内。
铁打的辽东城就这样被凶猛的唐军生生地砸开了！
此后唐军又迫降白岩城。
六月十一日，太宗率军从白岩出发，兵锋直指平壤的最后一道屏障——安市城。二十日大军到达安市城北，连气也没喘一口就开始攻城。次日，盖苏文派遣高延寿和高惠贞率兵15 万赶来援救。
据有人分析，抵达安市城的这一路唐军顶多有5万人，除去维持后勤保障线和继续围困安市的军队，能迎战高丽援军的兵力大概有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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