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她把一批品级不高的文学之士召入内廷，参与决策，起草诏令。起初这些人没有名号，人员也不固定，到乾封元年（666年），武则天特许一批文士从北门（玄武门）出入禁中，朝中大臣讥之为“北门学士”，这才算有了个称号。
当时知名的北门学士有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他们出入北门，与政府办公的“南衙”无涉，形同武则天的私人。朝中大臣知道这是为了分宰相之权，因此就多有讥讽。这些北门学士极受武则天赏识，在武则天后来以太后身份临朝时，北门学士就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力量。
在北门学士中，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元万顷，他是北魏皇族之后，史称他“属文敏速，然性疏旷，不拘细节，无儒者之风。”（《旧唐书*元万顷传》）这么一个洒脱之人，必有《世说新语》式的掌故。他在随辽东道大总管李勣征高丽时，一个人就有两件事成为掌故。
在李勣的陆路大军之外，当时还有一支偏师水军由裨将郭待封统领，前去袭击平壤。别帅冯本领大军在后，增援郭待封，不巧船破失期，大军没有赶到。郭待封那边苦等不至，急了，想要写信给李勣，但又怕被高丽兵截获，知道唐援兵不至，将会乘危迫之，于是写了一首离合诗（或作藏头诗）赠给李勣。李勣不解其意，大怒曰：“军机急切，何用诗为？必斩之！”元万顷当时为辽东总管记室（文书、翻译），只有他一个人看明白了，为李勣解释了一番，李大总管这才熄了火气。
李勣在军中曾令万顷作讨高丽檄文，文章写好后，其中有一句话是讥讽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泉男建收到檄文一看，大受启发，给李勣传了个话，说"谨闻命矣"，于是移兵固守鸭绿，使唐军不得渡江，这可把李勣给气疯了。事情闹大了，元万顷被判流放于岭南。后来遇赦得还，官拜著作郎。
上元年间，武后的权力空前增强，她特地把刘祎之、元万顷等从流放地召还，储备政治力量。北门学士果然也是名不虚传，就在武则天升为“天后”之后的第四个月，他们就协助武则天拿出了“建言十二事”，抛出了一整套政治新概念，打破了贞观以来的理论闷局。
这个班子，在武则天的主持下，还前后撰写了《臣轨》、《百僚新诫》、《列女传》、《内轨要略》、《孝子传》、《乐书》等著作共千余卷，作为整顿吏治、普及荣辱观教育的启蒙文本。
武则天对政治体制另外还有一项改革，看似没有实质意义，其实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变革。那就是改职司名称和官职名。龙朔二年（662年），在她建议下，大唐中枢的重要机构和官职一股风地改了名。门下省改为“东台”，中书省改为“西台”，尚书省改为“中台”。三省长官也随之改名，侍中改“左相”，中书令改 “右相”，仆射改“匡政”。此外还有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左右丞改“肃机”，诸司郎中改“大夫”。 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改了名
名字动了，实际职能却并未动，所以有人说这是武则天性格好动的证明，玩的不过是文字游戏。其实不然，把前代制定的职司官名改变，这本身就是一个鼎革的信号，同如前面所说，意图是形成变革前的气氛。
改过的中央三部门的名称，中枢机要的色彩淡了，作为辅助办事机构的色彩增强了，这不是完全没意义的。而改革后的官职名，专业特色非常突出，是干什么的一望可知，且名称很有文采，有人估计都是武则天的杰作。
武则天在这以后，还改过几次官职名，都有刷新政局的意思在内吧。
顺便提一句，她在后来又将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到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又一度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真是越改越有诗意了。流传至今的《千家诗》启蒙读本里，就收有白居易的“紫微花对紫微郎”一诗。这是白居易在当中书舍人时，描写中书省黄昏景色的诗句。白大诗人以“紫微郎”自称，意境至为闲适。
“建言十二事”中，有两条不甚引人注目，但却意味着大唐国策即将发生重大转折。这两条，都涉及战争。
其中第十条是说，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这一条，如果不加解释的话，现代人不大容易弄明白。所谓“勋官”，就是战斗功臣，他们虽然没有具体的职守，但可以根据勋品的高低获得一定的“勋田”。
这不光是一个福利待遇的问题，勋官本人以及五品以上勋官的子弟，还有资格做实授的官。具体办法是，服役一定期限或缴满一定的资金，再经考试合格，就可以参加“铨选”（成为候补官员）。
对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来说，勋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进身之阶。况且勋官之服色，与同级官员一样，在社会上那还是很有身份的。
可是在当时，由于战争创伤以及经济无着，一些勋官经常会惹出些麻烦，而被朝廷“夺赐破勋”。武则天提的这个建议，就是要求对上元前犯有罪错的勋官，不再追夺勋赏。这是对荣誉军人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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