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御史（肃政）台，职能相当于监察部，设有专门的诏狱，关押和审讯被弹劾的官员。首相裴炎因为“异图”罪，一夜之间就沦为了这里的阶下囚。
裴炎初被逮时，他的下属们都劝他对审官说点儿软话，以求保命，裴炎却叹道：“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旧唐书*裴炎传》）他知道，这一关是过不去了，竟不低头屈服。
当初扬州叛乱的消息传来，朝士们尚能稳得住架势，待宰相裴炎入狱，他们却如同炸开了锅，在朝堂上与太后发生激辩。凤阁（中书省）的一二把手纳言刘景先、侍郎胡元范，都以身家性命担保裴炎无罪，奏道：“裴炎乃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武则天不听，对他们说：“裴炎有反端，卿等不知耳。”
两人急了，竟然说：“若裴炎为反，则臣等亦反也！”
武则天一笑，说：“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
一时间，文武大臣证明裴炎不反者甚众，但是“太后皆不纳”。
当然，另外一种表现也有，凤阁舍人（正五品、掌起草诏令）李景谌就极言他的老长官裴言必反。下级官员为利益所驱动，有时的疯狂表现会出人意料！
裴炎到底有没有反迹？两边的人都只是推论，没有事实，没有物证人证。这个案子，是唐朝的一桩“莫须有”。
武则天也并不是糊涂，而是她在关键时刻看出了裴炎的用意，不能容忍自己一直倚重的大臣竟存有逼宫之念。她明白，当日废中宗时的盟友，现已成为抵制她临朝称制的大敌，不除掉裴炎，则国无宁日。
本来，拿掉裴炎，也可以简单地摘了他的官帽子就是，之所以要诬以谋反、通敌，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朝臣。否则，外有叛乱，内有贰臣，临朝恐怕就真要临不成了。
武则天做事，快刀斩乱麻，她不能容许朝堂上这样纷争不休。时隔不久，她就将刘景先、胡元范一并下狱（你们不是也要反么），又命骞味道以本官代理内史，取代裴炎的位置。那个狂咬旧上司的李景谌，则升为同凤阁平章事。两人都一下子就晋升为宰相。
尤其是李景谌，居然以五品官拜相，为大唐开国以来的首例。
武则天惯于使用这种官场升降术，来操纵政局、引导人心。果然，这一褒一贬之后，汹汹朝议有所平息。但是此刻，一封从灵武飞递而来的密信，却让武则天大为紧张。
这是在边防对付突厥的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上的密表，内容是为裴炎申冤。
程务挺，是洺州平恩(今河北曲周)人，其父程名振远为窦建得部属，后归唐，为唐太宗部将，龙朔二年(662年)去世，赠右卫大将军，谥曰烈。程务挺从自幼随父东征西讨，以勇力闻名军中。
早年，程务挺作为裴行俭的副将，在平定漠北突厥叛乱中立下大功。废中宗的时候，又曾领兵入宫助裴炎一臂之力，是拥护太后临朝的功臣之一。
废中宗的前后，武则天是把程务挺作为心腹来倚靠的，专门调来洛阳保驾。后来武则天觉得形势平稳了，就派他去灵武镇守，还给他升了一级官职。
程务挺是军界实力派人物，又素与裴炎友善，他的表态，给了武则天不安小的压力，也引起她一定程度的警觉。
武则天早已铁了心，要杀裴炎，为平叛祭旗。但是朝中文武的态度，她不能不有所顾忌，为防不测，她决定争取老将刘仁轨的支持。刘仁轨此时正留守长安，这里是唐主力军——“府兵”的驻扎地，大唐的安危，就系于老刘一身。
在此之前，刘仁轨曾明确反对太后临朝，但武则天知道他的分量，特别予以优容，两人最后达成了谅解。有了这个前提，此次她寻求刘仁轨的支持，竟非常顺利，因为老刘一直遭裴炎等人的排斥，对“红衣小儿”的专横跋扈早就不满。
有了老将军的支持，武则天心里便有了底。
光宅元年（684年）十月十八日，就在骞味道、李景谌拜相的第九天，她终于出手了，下令斩裴炎于都亭驿之前街，并籍没其家财。令人无比慨叹的是，等到法司派人前去裴炎家登记财物时，才发现，首席宰相家中竟无一担米的存粮，穷得基本是家徒四壁！查抄之人莫不怜之敬之，暗自叹息。
担保裴炎不反的那两位，结局也不好。刘景先被贬到吉州（今江西吉安）做长史，胡元范被判流放琼州（今海南海口），后死于流所，凄惨之极。其余宰相郭待举、韦弘敏也都贬到外地做刺史。
裴炎空怀辅佐睿宗的大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在初唐政坛上，是个很难评价功过是非的人物。不过定他谋反罪，显然是冤枉。《新唐书》说他有意趁武则天出游龙门时发动兵变，此说已有司马光的《通鉴考异》确定为不实。
另外，关于他与徐敬业是否有过暗通，也很成问题。唐开元时期的文人张骛所撰的《朝野佥载》载：徐敬业约裴炎为内应，裴炎书“青鹅”二字作答复。事泄，信函落入朝廷，但无人解得“青鹅”二字含意，惟有武则天一下就猜出谜底，说此乃“十二月（青），我自与（鹅）”之意。也就是裴炎将于十二月在朝中发动政变，以响应扬州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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