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听到这里，已是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不知道太后这一番疾言厉色是要干什么？
最后，武则天恶狠狠地说：“卿等有逾此三人的，可及早反叛，不然，就须革心事朕，勿令天下人耻笑！”
这是在敲山震虎了。在历史上，最高柄政者跟臣子这样叫板的情况，十分罕见。经过数次风波，武则天与群臣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张，有些话，必须撕开面子说了。
当然她也知道：人都是被“整”怕的，不是被吓怕的，于是在改元第二个月，她以公开手段，开告密之风，用以监视内外臣子的言行。
在唐初，依照前代旧规，在西朝堂设有“登闻鼓”，也就是一面悬挂的鼓。百姓或臣子有谏议、有冤情，都可以击鼓，以达天听。在东朝堂设有“肺石”，也就是在地上立一块石头，因颜色赤红而得名。百姓如果想告发地方官渎职，就可以来到这里，站在石上，皇帝闻报可以立即处理。
但是，由于朝堂重地日夜有兵卒把守，老百姓即使有情况要上诉，也无法靠近。所谓“登闻鼓”和“肺石”，成了粉饰太平的摆设。
武则天现在则下令：“登闻鼓和肺石无须派人看守，有人击鼓立石，即取状纸交给朕。”
这一措施，在后世长期被人垢病，说她鼓励告密就是钳百官之口，以便行独裁之实。但是在皇权制度的背景下，没有哪一个皇帝不独裁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个思路，实际上是古代面向最广大百姓的“大接访”，是民意上达、开拓言路的一个方式。
鼓励上访的口子一开，战战兢兢的并不是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员。以后，不仅涉及太后专权的话题要小心，其他的言行也都要小心了。
这是武则天动用非体制手段来控制官员的一个办法。
一年后，她的高压手段逐渐见效，国家已完全稳定下来。她为了缓和内外矛盾，同时也体现不食前言，于垂拱二年（686年）正月“下诏复政于皇帝”。
睿宗这一年已经24岁了，在古代这已是非常成熟的年龄了，说他不想执政，那是假的。但他深知太后的这一宣告很可能是做个姿态，自己若真的答应下来，也许就是第二个中宗。于是他不但不喜，反而大为惊恐，上表坚决表示推辞。
于是太后也表示“为国家社稷计，复临朝称制。”
这种双方的辞让，其实已经毫无意义，朝野基本上没人相信武则天会真心交权。这个时候的情况是，一方面武则天在不断加强政治高压，另一方面，群臣内心的抵触情绪始终顽强地存在。
这种天长地久的角力，还将持续下去。
就在垂拱年间，太后也还是不能垂衣而治，接连有人公开表示对临朝称制不满。武则天采取的处理手段也比较狠辣。
垂拱二年十月，雍州新丰县（今陕西临潼）有山涌出，估计是地壳变迁，侍臣当然要说这是祥瑞。于是武则天大喜，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四方的官员也纷纷上贺表、拍马屁。
但民间有脑筋转不过弯的的直率者，不信这一套。江陵人俞文俊上书说，地上冒出个土山来，那就跟人脸长豆豆一样，是地气不和所致。为何地气不和呢？是因为“今女主处阳位，反易于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太后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
这话说得赤裸裸的，把武则天气个半死。由于这人只是个“白人”，胡说八道也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跟朝士没有联系，所以只判了流放岭南。不过到后来还是没逃过一死，为“六道使”所杀。
垂拱三年（687年）五月，被武则天一手扶起来的宰相刘祎之，在和凤阁舍人贾大隐闲聊时，说了一句：“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
这个贾大隐，翻手就把自己的长官给卖了，向太后告了密。武则天很生气，恰在此时，有人诬告刘祎之受贿，并和许敬宗的小妾私通。武则天就命肃州刺史王本立去拘捕刘祎之，审问这事。
王本立见到宰相大人，拿出武则天的敕令要宣读。刘祎之冷笑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凤阁就是中书省，是专门出旨的地方。刘祎之是凤阁侍郎，工作就是起草诏敕的，所以他根本就不承认太后之敕的权威性。武则天恨之，以抗旨的罪名，将他赐死于家中。
这刘祎之在上元元年（674年）就被召入禁中，是赫赫有名的北门学士。他笔头子快，倚马可待，那时朝廷所有的诏敕，都是出自他一人之手。武则天对他也相当器重，曾密令他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临朝后又把他提为宰相。
这件事，说起来有两奇。一是，这样一个出身的人，居然也不赞成太后临朝；二是，武则天对这样有过拥戴之功的大臣居然也不怜惜。
这一年，不光是死了个宰相，还有人要学徐敬业。虢州人杨初成诈称自己是郎将，伪造圣旨招募义士，要迎庐陵王于房州，而驱逐武氏和睿宗。事泄，被武则天下令处决。
从垂拱元年（685年）起，武则天对得到“正人君子”真心拥护的期望，开始大大动摇。她的忍耐已达到一个限度，不再指望人们的服从是否出自衷心了，只要能压服就行。因此，她觉得那些“登闻鼓”之类的还不足以构成巨大的威慑力，“大接访”必须成为一种常规制度，成为一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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