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最高统治者觉得手下的官僚集团不能为我所用了，那就只有摈弃考试，从低级官员和白丁中选拔中上层干部，逐步换血。所以大换血不管名义上叫做什么，实质上都是为了建立一支新的“自己的队伍”。
第二件事，就是抓吏治，干部要像个干部模样。一个政权，不管后代对它的合法性如何评价，如果吏治好，那么它的功绩是怎么也抹煞不了的。历代农民造反，有成的有不成的，除了战略原因外，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有没有一个正规化的官员队伍来管理行政。一味做山大王、流寇，能捞一把就捞一把，那没有不失败的。
武则天抓吏治，就是普及她主撰的《臣轨》。《臣轨》这部教材，还不完全是老生常谈，里面有点儿新东西，甚至于可以拿来鉴今。其中，“十大标准”很引人瞩目，这里不妨略述。
一曰“同体”；为臣者要与君王同心同德，爱国恤人，尽职尽责。
二曰“至忠”；要以谦虚谨慎为本，功多而不言，不要天天讲我干了什么什么。要“推善于君”，把功劳记在君主的领导上；“引过在己”，勇于承担失误的责任。
三曰“守道”；做官要有“大道”在心，也就是辅佐君王、匡正时弊。要清心正身，做到“名不动心，利不动志”，勿以捞钱升官为第一要务。
四曰“公正”；其中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即“理官事、而不营私家”、“当公法、而不阿亲党”、“举贤才、而不避仇雠”。这三条，其实最难做到，官员若都能做到，那就都成了圣贤。君不见，从小小芝麻官，到三四品大员，谁不是一掌权就引用私人？
五曰“匡谏”；要敢于矫正君主过失，以谏为忠，不避斧钺。不过，这个要求不大好办到，以掉脑袋的代价来尽忠，这是理想主义。说到底，人有脑袋几何啊？
六曰“诚信”；对君主要以诚信作为忠的基础，对下属要以诚信作为笼络的手段。“上下通诚，信而不疑”。这基本是和谐大同的蓝本了。
七曰“慎密”；不泄露禁中之语；非所言者，勿言。
八曰“廉洁”；要“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人”，不属于自己的，决不要拿。
九曰“良将”；这里的“将”，是指“将作”。也就是要多才多艺，机智果断，不能当只会吃喝、泡妞的庸官。
十曰“利人”；其中包括“禁末作”，少修建没用的东西，少搞没用的庆典；“兴农功”，多关心百姓民生；“省徭轻赋”，不以征税多为荣；“务使家给人足”，也就是不要有太多低保户。堂堂大国，竟有百姓不能自给自足的，更有何夸耀？
这本《臣轨》，于垂拱元年写成，发给官员人手一册，据说功效很好。起码能让官僚们知道，上面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第三件事，是重新规定律令格式，也就是文件规范化。这是一个政府的行政基本功。所谓“律、令、格、式”，是指四种性质的文件。律，是国家律法条文；令，是等级制度规定；格，是皇帝诏令；式，是行政法规。
唐代的律令格式在高宗即位后，就有了大体规范，颁定了《永徽疏律》等，现在则进一步严格化。武则天命内史裴居道、夏官尚书岑长倩等十余人，对旧条文重新删定，还制定了《垂拱格》和《垂拱式》以作为文件汇编。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文件文书，上传下达，历代都有固定格式，“等因奉此”必不可少。一直延续到清代，无不要求格式严谨，用语清晰；所述问题，一目了然。只可叹当代行政文书，各赖秘书班子循经验而拟，多有废话连篇不知所云者，如“抓住机遇”、“明确职责”、“真抓实干”之类，可称为超级模糊语言。
第四件事，是赈济灾民。垂拱年间，不知怎么搞的旱灾连年，武则天惦记灾民的生活，不能释怀。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山东、河南百姓因为前一年遭受旱灾，粮食不够吃，出现了大饥荒，武则天就命司属卿王及善、司府卿欧阳通、冬官侍郎狄仁杰前往灾区巡抚赈给。
总之这一时期，武则天一直是在扎扎实实做事，威望也有所提高。同时，她称帝的野心也就一天天在加大。
一方面她仍然优待李唐宗室，继续做姿态；另一方面，却一改以前排斥外戚的做法，开始尊崇武氏，为自己称帝夯实人事基础。
垂拱三年（687年），她及时封了几个皇子（也就是她的孙子、睿宗的儿子）为亲王，将李成义封恒王、李隆基封楚王、李隆范封卫王、李隆业封赵王。
到了垂拱四年，一切条件都已成熟，太后当皇帝的舆论就开始冒头了。这个浪潮，也许是武氏子侄辈在发动，也许是武则天自己授意，
事情是很巧妙地开始的。这年正月，武则天下令在神都建高祖、太宗、高宗三庙，仿京师太庙之例四时享祀。
就近祭祀祖宗和先帝，这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太后还有一个动议，就是在神都建立武氏宗庙“崇先庙”，同时也享受香火。
她让礼仪官员们去讨论一下：要建的话，建多少间房子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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