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当黄河北去、恢复故道不再入淮时，大运河已经无法继续通航。
清政府为了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曾尝试改用海运。
道光年间的黄河泛滥、恢复故道，不仅造成数以百万、千万的难民，还导致以漕运为生的船夫失去生计。
而南京条约的签订以及五口通商的实行，也使得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所造成的从江苏、浙江、福建去往广州的交通线路不再有昔日的“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忙景象，在上述运输线上谋生的人也失去了生计。
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４亿，无论城乡都感到谋生的艰难。
一旦失去生计，人们很难再找到新的谋生之路。
失业的船夫以及因五口通商所造成的失业人群使社会动荡随时可能出现。
布满干柴的社会，只要遇到火星就能酿发燎原的烈火。
洪秀全及其创建的“拜上帝会”就成为引发一场剧烈社会动荡的导火线。
为了把一场动荡消灭在萌芽之中，咸丰立即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像咸丰及其大臣所期望的那样，到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已经攻下永安的洪秀全建立政权“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封妻赖氏为天王后，封儿子洪贵福为幼主，并封杨秀清为东王、封萧朝贵为西王、封冯云山为南王、封韦昌辉为北王、封石达开为翼王。
尽管清军对永安进行了围困，但太平军很快从永安突围，并从广西进入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安徽，到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二月初九，太平军攻下南京，并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在此建都。
一个同北京清王朝分庭抗礼的政权在南京建立。
对咸丰来说，更严重的挑战则是太平军在占领南京后，立即进行西征、北伐。
西征的目的是保证天京的安全，北伐则是向清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发起进攻。
该年九月二十日，天国的狂飙已经抵达天津一带，不要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就是紫禁城里的人也如惊弓之鸟。
自从清王朝入主中原、定鼎北京以来，还从来没遇到过如此严峻的局面。
就说嘉庆年间的林清之变，也不过是几十个人混进宫中，天理教的大队人马还远在河南。
而如今的太平天国，它的一支偏师已经扫荡到京畿地区，这的确是清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劫难，皇贵太妃不由得悲从心生……为防万一，恭亲王奕已经受命负责京畿的守卫。
为了应付这一突然变故，咸丰甚至打破乾隆时期的不许亲王入军机的惯例，而令恭亲王奕担任军机大臣，这非同寻常的任命，已经反映出形势一发千钧，危如累卵……对京城来说，第一道防线的守卫者，实际是在天津、大沽一带同北伐军作战的僧格林沁。
如果这位蒙古科尔沁部的后裔也同其他将领一样不能战胜北伐军，恭亲王奕就得在北京城打巷战了。
谢天谢地，到咸丰四年正月，僧格林沁把北伐军驱逐出直隶，到四月，僧格林沁在阜城将北伐军余部包围并歼灭。
皇贵太妃不仅感到欣慰，更为博尔吉济特氏能有这样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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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生嫌隙
当外部的危机一旦缓和，内部的矛盾就会显现出尖锐的趋势。
咸丰时期的某些矛盾实际是道光留下的，最突出的就是皇贵太妃博尔吉济特氏的身份问题。
本来在奕生母皇后钮祜禄氏去世之后，静贵妃主持宫中事务将近１０年，已经在行使皇后的权力，可道光却只封她为皇贵妃，让博尔吉济特氏有其实无其名。
至于对咸丰，博尔吉济特氏是尽了母亲的责任，然而奕即位后实际上也并未把博尔吉济特氏视为母亲。
连老百姓都知道“生的不如养的亲”，可皇帝却不知道。
如果说咸丰在改元后就被太平天国起事、永安封王、定都南京、北伐逼近天津等一系列突发事变搅得惶惶不可终日，倒也罢了。
可是当太平军北伐的威胁已经解除、清军针对占领南京的洪秀全已经建立起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在籍侍郎曾国藩已经在罗泽南所组织的“湘勇”、江忠源所组织的“楚勇”的基础上建立了“湘军”、并训练水军、攻克岳州、狠狠地咬住了太平军。
此时，动荡的局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按说咸丰有时间像尊生母一样尊抚养过自己的博尔吉济特氏为太后了。
有时间，并不等于有诚意。皇贵太妃博尔吉济特氏在经过两年多的等待之后，彻底失望了，她以至郁悒成疾。母亲的心病自然牵动着恭亲王奕的心……在外人看来奕、奕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一母同胞，可一旦奕继承了皇位，兄弟之间也就生分了，究竟是君臣之别影响了兄弟的情分，还是……奕的亲王是上了立储密旨的，也就是说他的亲王是先皇帝封的，可奕在即位后的册封中，把恭亲王奕的册封与醇郡王奕（道光第七子）、钟郡王奕（he）（道光第八子）、孚郡王奕（hui ）（道光第九子）的册封礼放在一起进行，极力要淡化奕是立储密旨上有名的影响，博尔吉济特氏对此当然十分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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