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坐镇北京一年的恭亲王，在北京同文馆同洋人的交涉中也多少有了点资本，遂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成为清王朝外交事务的负责人。
为了培养同外国交涉所需要的翻译人才，奕在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创建“京师同文馆”，禁锢得像一块铁幕的京师，终于同外部世界有了些许接缝。
无论是恭亲王还是两宫皇太后都意识到，要把政变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管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都是肃顺所重用的人，但他们知道在江南半壁同太平军的战事还要依仗这些人，因而带兵打仗的人不仅未受到政变的牵连，反而依旧得到重用……至于英国方面为了早日兑现开放长江沿岸城市为通商口岸，也加入同太平军作战的行列，在李秀成进攻上海时就遭到英军、法军以及华尔所组织的洋枪队的狙击……两宫与奕所组成的三人同盟，应该有个比较长的稳定时期。
其中地位最高的是慈安，但恰恰此人的能力在三巨头中是最弱的。
据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所载“西宫太后性警敏，锐于任事，太后（指慈安）悉以权让之，颓然若无所与者”。
在两宫太后中起作用的是慈禧，但在垂帘之初也要有个熟悉的过程，连拟份谕令慈禧都错别字连篇，从内务到外交不得不更多的依赖奕，就连宗人府、神机营也都交给恭亲王办理，甚至就连恭亲王的女儿都被封为固伦公主。
咸丰之后的政坛三巨头，在反对八大臣的问题上一拍即合；而动荡的局势，也迫使他们必须同舟共济。
但伴随着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六月十六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由洪秀全所掀起的反清浪涛基本被平息，“同治中兴”就像一现的昙花在晚清的政坛上出现。
所谓“同治中兴”不过是把困扰清王朝１４年的太平军的主力给镇压了下去，至于太平军余部以及捻军依然牵制着清军的大队人马。
内忧的问题都未彻底解决，更不要说外患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算不上中兴的局面却使得清廷“三人同治”的体制受到冲击。
本来两宫同恭亲王的联合就各有各自的动机，慈安主要是不愿小皇帝受制于八大臣，而慈禧则是为了借助奕的力量实现垂帘，至于既有能力又有雄心的奕不过是以支持垂帘的名义推翻八大臣把持朝政的局面、取而代之，因而在结盟之初就潜伏着日后龌龊的契机。
慈禧本来就是个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更何况三虎乎！因而慈禧极力争取慈安，以恭亲王在两宫面前失礼作为借口把奕从三巨头中排挤出去。
所谓失礼实在是慈禧有意找碴。
恭亲王被两宫召见时，每次都要商议国内外的大事，一说就是一两个时辰，两宫也都预备下赏赐的茶水，谈的时间长了两宫中的一位必然会说“给六爷茶”。
然而有一次却没有预备，唇焦口燥的恭亲王下意识地从御案上拿起个茶盅，一看不是自己平时用的，赶紧又放了回去，水没喝到，反而被慈禧抓到把柄——竟敢擅自动用两宫的御用茶盅。
还有一次，跪着回答两宫问话的奕，说的时间长了就自己站了起来……这类事情在垂帘之初慈禧也未必较真，但在收复南京后她觉得削弱奕权力的机会到了，在这个问题上她必须拉着慈安一起干，这才是“嫌隙人有意声嫌隙”。
在慈禧的策划下一份弹劾奕“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的奏折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三月初四炮制出笼，慈禧遂利用这份“均系风闻”的弹劾，以同治的名义罢免了奕的一切职务。
令慈禧始料不及的是，不仅内阁以“此事须有实据”拒绝附和两宫的意见；在要颁布处分奕的谕旨时，内阁大学士周祖培竟以“此惟两宫圣裁，非臣等所敢知”为由而拒绝拟旨；以至慈禧不得不亲自动笔，把“事出有因”写成“是出有因”；“诸多狂傲”写成“诸多狂敖”；“倚仗爵高权重”写成“以仗爵高权重”；“诸多挟制”写成“诸多挟致”；“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也许她已经忘记是以同治的口气写谕旨了，竟然写成“若不即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正”，居然把“亲政”写成“归政”。
让慈禧惊诧的是，就连近支亲王也都开始上书：“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更令慈禧感到意外的是，被派往东陵祭祀的醇亲王闻讯也急忙赶回，上言道：“恭亲王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
至其往往有失检点，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若因此遽而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紧接着肃亲王隆（qin）联络诸王近支联名上疏，一再强调：“恭亲王受恩深重，勉图报效之心，为廷臣所共见……臣等以为醇郡王所言，深合用人行政之道。”至于廷臣的疏奏中更有一语破的者：“若廊庙之上，先启嫌疑，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王公大臣的反对使慈禧意识到：虽然经过四年的垂帘，要甩开老六奕还为时尚早，在三月十六降旨：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到四月十四日才又下达“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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