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比周祖培等人行动更快的，此人就是御史董元醇，他利用御史有上书言事的权力，直接吁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明确提出“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祚……臣以为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董元醇竟直接提出变更清朝祖制以及咸丰遗诏的奏请：“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襄赞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
所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显然是指在咸丰遗诏中有意排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六爷恭亲王的奕以及七爷醇亲王奕。
董元醇的奏请已经发出推翻咸丰遗诏的信号，但以肃顺为代表的八大臣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们手中的法宝就是大行皇帝的遗诏以及清朝几百年的祖制。
孰不知，当咸丰在联军的逼迫下匆忙出逃的时候、当皇家园林被洋人付之一炬的时候，大清皇帝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而当继南京条约之后又被迫相继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人们所奉若神明的祖制也已经被无情的现实碾得粉碎，朝廷官员最看重的是权变……慈禧虽然对垂帘听政孜孜以求，但她深知“欲速则不达”，在她的建议下董元醇的奏折给“留中”了。
然而以肃顺为代表的八大臣却不依不饶，以小皇帝的名义草拟了一份严厉斥责董元醇的上谕：“我朝圣圣相承。
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体，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奏……”慈禧、慈安不同意发布批驳董元醇的所谓上谕，为此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召见顾命八大臣，由于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词语激昂，以至把小皇帝吓得都尿了裤子……慈安只能宣布“明日再说”。
鉴于两宫皇太后不肯用“御赏”与“同道堂”的印，斥责董元醇的上谕也就发不出去。
为了向两宫施加压力，八大臣来了个集体撂挑子——用当时的话就是“搁车”。
八大臣的强硬态度，愈发坚定了慈安支持慈禧实行两宫垂帘听政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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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遗诏(2)
就凭慈禧、慈安绝斗不过八大臣，她们必须联合在京城的六爷。
在咸丰十年底（１８６１年１月２０日）坐镇北京同联军交涉的奕，就已经成为新建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负责人，要垂帘必须得到奕以及与其有密切交往的洋人的认可。
为此，慈禧撺掇慈安派侍卫恒起携带密信回京，来探听恭亲王的意图。
恭亲王正因被排除在顾命大臣的行列而难以释怀，当京城、宗社不守的时候他奕受任于危命之间，到联军一撤就又给撂到一边了……他吁请咸丰回銮遭到拒绝，在得悉咸丰龙体欠安后又提出到行宫看望皇帝、恭请圣安，不料咸丰却以“相见徒增悲伤，不必前来觐见”拒绝六弟前行。
也不知咸丰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积怨，毫不念及骨肉之情……无论从国事还是从家事，咸丰在遗诏中都不该把奕排斥在外……正是因为这种排除，使得热衷于垂帘的慈禧找到了一个可以扭转局面的人。
恭亲王的愤愤不平、慈禧的勃勃权欲以及慈安对襄赞大臣心存芥蒂，这三方合在一起就足以掀起推翻遗诏的惊天之浪。
而慈禧通过自己的妹妹——醇亲王奕的福晋令七爷草拟好治罪载垣、端华、肃顺的诏书，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两宫回銮了……由慈禧策划、慈安协助以及恭亲王运作的旨在推翻咸丰遗诏的宫廷政变，已如在弦之箭。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两宫皇太后同小皇帝回到京城，在恭亲王的导演下大学士周祖培、贾桢、驻防京畿的胜保都把吁请两宫垂帘听政“因时制宜”、“而于近支亲王中择贤而任”等内容的奏折呈上。
被蒙在鼓里的载垣、端华刚一上朝就被拿下，负责运送大行皇帝灵柩的肃顺行抵密云就被已在那里等候的睿亲王仁寿拿下，时为九月三十日，旋即下达了赐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正法的谕令。
至此咸丰遗诏中“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的谕令已经被推翻。
与此同时八大臣为新君所拟定的年号“祺祥”也一并被废弃。
在这场政变中，最大的赢家就是慈禧，由此而揭开的就是她左右政坛４８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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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同治(1)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十一月初一，同治奉两宫皇太后到养心殿垂帘听政。
两宫皇太后当然也清楚外面的事务得靠恭亲王撑着，便以同治的名义封奕为议政王，享受双亲王的俸禄，并入主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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