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利必有一弊，亲自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孝庄，当然从“利”中洞察到“弊”。
三藩在两广、四川、福建的长期驻防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土皇帝，形成国中之国。
而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相机而行。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三月，年已古稀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撤藩的机会就这样出现了。
此时，孝庄已经放开手让康熙去处理军国大政了，她不能让孙子对自己产生依赖感，经过十几年的培养如果康熙还不能独自处理军国大事，那便是自己教育的失败。
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孝庄看得很透：抓住这个机会就能解决三藩的尾大不掉，但这肯定要冒激变的风险。
放弃这个机会可以暂时太平，却难免养痈成患……
康熙果然抓住了这个机会，以尚可喜归养辽东、其子“尚之信仍带领官兵居住粤东，则是父子分离”，而令平南王率所属４５个佐领从广东撤藩。
紧接着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耿继茂之子），也都疏请撤藩，以试探康熙的意向。
廷议中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兵部尚书明珠支持康熙的撤藩决策，大多数官员都认为撤藩将会激变。
对此，康熙断然言道：“彼蓄谋已久，今若不及早图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
”吴三桂果然反了，耿精忠、孔四贞之夫孙延龄、尚可喜之子尚之信相继叛应吴三桂，两广、云贵、四川、江西、两湖、福建等省均被叛军占领。
刹那间形势的急转直下本来就在孝庄的睿鉴之中，但朝中的一些大臣却乱了阵脚。
当索额图建议康熙诛杀主张撤藩的大臣作为同叛军妥协的条件时，康熙则断然言道：撤藩“出自朕意，他人何罪”，从而避免了“诛晁错，清君侧”悲剧的重演。
实际上，诛晁错并未能使吴楚七国息兵，最终还是靠西汉军队平定叛乱。
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景帝是创造出文景之治的一代名君，然而已经３５岁的汉景帝在遭遇吴楚七国之乱时，还想以诿过晁错换取退兵。
而孝庄的孙子还如此年轻，就能发出掷地有声的“出自朕意”的表态，作为祖母她真的很自豪，为自己的孙子自豪。
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皇太极第二女马喀塔与林丹汗子阿布鼐所生之子，于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三月趁乱起兵，发动叛乱。
在当时清朝主要军队都开赴两湖、江西、福建等地作战，“宿卫尽空”，已经抽不出兵力去对付布尔尼之变。
看得出康熙需要帮助，孝庄于是建议把八旗家的奴仆组织起来，并以凡是在战场上立功的人就可以获得人身自由进行鼓励，并选派图海率领这支军队北上讨伐布尔尼……
结局恰如太皇太后所预料，图海及其所率领的军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来自北方的威胁得以化解。
太皇太后相信康熙有能力最终平定三藩之乱，但她还是希望平叛的战争能早一天结束，历经明清之际战乱的百姓需要一个国泰民安的环境，休养生息的机会。
她想到一个可以对叛军釜底抽薪的人——孔四贞。
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六月初三，定南王孔有德的孤女——１１岁的孔四贞护送父母的灵柩抵达北京。
顺治颇有纳孔四贞为妃之意，对这门婚姻孝庄并不反对，问题是孔有德在世时已经把女儿许给部将孙龙之子孙延龄。
尽管男有情、女有意，但皇太后不能不考虑广西将士的情绪。
她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情种”，为了情可以闹得天翻地覆。
于是便赐予孔四贞“格格”称号，收其为义女，令其住在宫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公主。
这样，既满足了他们都不愿失去对方的意念，又以兄妹的名分加以限制彼此的关系，从而使得顺治永远是孔四贞的水中月，而孔四贞则永远是顺治的镜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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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端倪(2)
既抚慰了当事人，又通过对孔四贞的恩宠笼络住孔有德的部下。
一直到董鄂妃出现并生子之后，孔四贞才同孙延龄完婚，那时她已经十七八岁，在当时已经属于晚婚的年龄了。
孔四贞在宫中生活了六七年，孝庄待她如若己出，这份母女之情深深保存在彼此的心中。
而在孔四贞出嫁后，孝庄还令在西华门外为他们建造府邸。
沾了妻子光的孙延龄被授以“和硕额驸”的称号，被赐予世袭侯爵，并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
康熙五年，在孔有德逝后一直指挥定南王部下的老将国安因年老乞求致世，踌躇满志的孙延龄便撺掇妻子奏请出镇广西，于是孔四贞便随同刚刚被任命为广西将军的丈夫离开了生活了１２年的京城，回到广西。
如果在孔四贞的生活中，没有同顺治有过那样一段交往，也许她同丈夫还不会有那样大的鸿沟。
才华横溢的皇帝是那样令她心仪，而留下的却只能是失之交臂的遗憾。
当胸无点墨又缺少韬略的孙延龄在洞房中出现的时候，孔四贞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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