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阿哥胤的“”与十四阿胤祯的“祯”，不仅同音，而且字形也极为相似。
著名清史专家王锺翰先生据此对雍正即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雍正不仅夺了十四阿哥的皇位，连他的名字胤祯也一起夺了。
而按照雍正所承认的他自己的即位是康熙临终时“仓促之间，一言以定大计”，试想一个命似残灯将尽的老人用含混不清的词语来口述遗嘱的场景，要想区别胤祯与胤的确是力不从心，谁也无法排除四阿哥乘机捷足先登的可能。
胤在给十弟的信中所表露的“大势已去，时不再来”，完全可以作为四阿哥抢先一步的佐证。
胤本人对皇储地位虽然并不那么孜孜以求，但他却是八阿哥、十四阿哥的支持者。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胤在康熙的众多儿子中最会经营，也最为富有，据给胤掌管财务的秦道然披露，胤家产中的现银就不少于７０万两，这笔财产就成为八阿哥、十四阿哥谋求储位的经济保障。
因而对于雍正来说，胤同八阿哥、十四阿哥一样危险，均属于需要严格控制的人物，于是把他送到西宁隔离了起来。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五月二十三太后乌雅氏带着困惑、忧虑离开了人世，既未能同日夜牵挂的十四阿哥诀别，也未能让当上皇帝的儿子放弃骨肉相残，令她的确死不瞑目……对于乌雅氏之死高阳先生在《乾隆韵事》中曾有如下一段虚构：太后先是绝食，宫女们怕受雍正责罚，千方百计劝太后进食，心地善良的太后也不愿连累别人，遂开始喝点稀的，逐渐恢复体力，一天雍正去给太后请安，闲谈之中太后突然站了起来猛地朝柱子去……她死在雍正面前……小说不是历史，但雍正皇位的继承是否合法以及雍正是否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为了驳斥社会上流传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之说，雍正把审讯鼓动反清的曾静及其弟子张熙的口供编辑成《大义觉迷录》发行，宣传清朝得天下之正、颂扬雍正“圣德同天之大”。
这才是欲盖弥彰，反而使得太后乌雅氏之死成为一个久久令后人议论的话题。
雍正的母亲孝恭仁皇后在儿子即位才半年就去世，是不争的事实；而雍正的儿子乾隆一即位就下令收回《大义觉迷录》，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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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乾隆(1)
如果说雍正即位后的骨肉相残伤透了母亲的心，但雍正的儿子弘历却让她的祖母孝恭仁皇后在九泉之下安心。
乾隆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的政治气氛中度过的，施政尚严的雍正朝统治给宝亲王弘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雍正幼年“喜怒不定”，在康熙的管束下有所收敛，然而当雍正登上皇帝的宝座、当康熙的约束不复存在，被压抑多年的性格弱点就要急剧膨胀，于是施政随意同极端专制、刑法苛刻就成为雍正１３年统治的突出特点。
乾隆在居藩邸时写过一篇《宽则得众论》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宗旨就是论述施政尚宽，强调当政者要“宽以待物”、“宥人细故”，只有这样“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简言之：为政宽大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乾隆撰写此文绝非泛泛而论，而是有感于雍正的“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虽勤于为治”，也无异于“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
乾隆时代的开始，是以变更雍正时期的举措为起点。
乾隆一即位就将雍正特别信赖的文觉禅师及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驱逐出宫禁。
雍正对佛教、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研究佛教、获得长生不老的仙丹，把一些和尚、老道召进皇宫。
道士张太虚、王定乾以炼丹得宠，而文觉禅师则因在政治上出谋划策被雍正“倚之如左右手”，据说年羹尧、隆科多案件以及胤、胤的被幽禁与突然死亡等事件，文觉禅师均参与其间。
因而乾隆主持政务才两天，就把这些不安分的和尚、道士驱逐出宫，并把雍正赐予他们的御笔亲书的翰宝也全部收回。
对于在政治上兴风作浪的文觉禅师，乾隆特地做出令其徒步返回原籍长洲，并责令地方官员对其严格管束，以示严惩。
乾隆在即位后第五天就对王公大臣发表施政方针的演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
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
我皇考饬纪纲，因时更化，所以导之至中，吏治澄清，庶事厘正。
朕兹当御极之初，惟思宽严相济……”很明显，乾隆是以“因时更化”“宽严相济”来作为纠正雍正时期施政的依据，在即位不久即着手解决雍正迫害手足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分位两类：一类是卷入对皇储地位中的角逐，如胤、胤、胤、胤，另一类则是雍正关系不洽，其中以诚亲王胤祉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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