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姨父心里怎么想？
姨父瞪我一眼说，我杀了三个国民党的情报官，都是口头命令，为什么唯独处决赵桂良我要文字命令？就因为心里是难以接受的，希望把时间拖一下，或许有改变决定的可能。处决以后，我就给赵桂良买了一口棺材，叫他“入土为安”了。
我说，如果我是赵桂良，我就说，我错了，但我罪不当诛，请首长给我一个炸药包，叫我到战场上去死，我一到战场上就不回来了！
姨父又瞪我一眼说，那只是你的想像。
姨父的思绪重新沉浸在遥远的岁月里，沉默了好久，又说，这是为了大局呀，为了在大别山站住脚嘛。当时是在鄂东靠近安徽的一个地方，老百姓不了解我们、怕我们，见了我们就跑。麦子长得好高了，麦地下边掏了大坑，坑里埋着粮食，队伍却没有吃的，牲口也没有草料。我们十几万人哪，不执行纪律，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怎么得了啊！
我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看到一段记述，跟姨父讲的好像是同一件事情，书中说:
“对于群众纪律，父亲是严厉有加，从不苟且的。
“他说:‘军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
“一次，邓政委发现，在黄冈县的一条街上，一个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显然来路不正，便立即叫查。结果查明，此人是一个警卫连副连长，立过战功。邓经过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必须严肃纪律。
“枪毙了一个违纪的副连长，赢得了一大批当地商贩和群众的欢迎。这一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大别山区，人们奔走相告:红军真的回来了！”（571～ 572页）
我给姨父念了上述一段话，试图对事实作一些订正。我说，按照毛毛所写，事情不是发生在姨父所说的“乡下的一家路边店”，而是“黄冈的一条街上”，“刺刀上挑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不是只拿了“一根打草鞋的麻绳”，书中虽没写赵桂良的名字，但也是一个立过战功的“警卫连副连长”。
5.枪决赵桂良(2)
姨父断然地说，我说的没错。叶楠采访我的时候，我向他讲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就是这样讲的。是张之轩让叶楠来找我的。我和张之轩是这件事情的当事人。但我没有说过这是邓小平政委给我下的处决令。
我说，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个命令。
姨父说，你不是说过，不能要求革命战争中每一个首长的每一次命令都那么准确无误;也不能要求革命战争中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按照事先精心测算出来的轨道，打在应该打的地方而不发生一点偏差吗？你能这样想，我是很赞成的。好了，应该换换话题了。
姨父却又延续这个话题说，后来，调他到警卫团当政委的时候，仍能感觉到处决赵桂良造成的巨大震动。警卫团有个连长叫段炳礼，是山西人，“老西儿”，抗战初期的老兵，一打仗就嗷嗷叫着往前冲，不怕死，几乎每次打仗都受伤，身上有七八十来个子弹打的窟窿。也怪，子弹都长眼，都避开了他的要害。他照吃照喝照打仗、小毛病照犯。他的通信员捡了一双国民党军官穿的大皮鞋。他问:“你从哪儿弄来的？”“战场上缴的呀！”“脱下来！”他把自己的布鞋脱给通信员，换上了皮鞋。土包子开洋荤，走起路神气十足。农村那个泥巴路，再下点雨，滑呀，皮鞋磨脚，一行军，他的脚上就打泡，他把皮鞋脱下来，大骂:“狗日的皮鞋。”又把皮鞋扔到了稻田里。就是这个老兄啊，我刚到警卫团，他就以惊人的坦率对我讲，哎呀，政委呀，你枪毙赵桂良好吓人哪！你不知道，你们抓了赵桂良的时候，我也在那个地方，我也是违犯了纪律的呀！姨父说，妈的，你这是向我表功啊？他说，真的，我只是没有被你们抓住，好险哪！姨父说，下次抓着你，照样宰了你！他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
姨父担任警卫团政委不久，又发生了一起违犯纪律的事件。侦察排副排长走在前边搞侦察，一个老百姓见了他就跑。他就追着喊叫，老乡，不要跑，我们是八路军，是解放军。他越喊，人家跑得越快，东西撂了一路。副排长偷偷捡回了几件衣物，藏起来了。有人检举了他，就把他五花大绑着，拉到全团军人大会上去了。因为刚刚枪毙了赵桂良，全团官兵一片肃静，都大气不出地站在雪地上。大家看到新上任的政委黑丧着脸、瞪圆了眼睛，以为肯定要枪毙这个副排长。没想到，团长夏云超却只是把他臭骂了一顿，撤销了他的职务，罚他做劳役，到团部当了炊事员。
我问，为什么没有像枪毙赵桂良一样枪毙他？姨父说，我跟夏云超商量了，枪毙人的权力在司令部，我们警卫团没有枪毙人的权力。姨父又骨碌一下眼珠说，所以，我们就这样处理了，我们有这个权力，不必向司令部报告。此人后来表现很好，又先后当了班长、排长、副连长。不过，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他见了我就像老鼠见猫。
姨父特意告诉我，不要以为邓小平政委只有威严、刚毅的一面，平时，他对下级是很宽厚、很幽默的。解放战争期间，野战军总部进驻邯郸时，通信队一群娃娃兵强占一所房子，却不知道邓小平政委已经在这所房子里住下了。警卫员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拿着机关枪，爬到房顶上争吵，非要住进去不可。邓政委指着头顶问，上面闹闹嚷嚷，是怎么回事？警卫员说，通信队要占这个房子，爬到房顶上了。邓小平没有发火，只是说，我都住下来了，他们还跟我争什么？你找军政处长杨国玉，叫他做娃娃们的工作。警卫员找到杨国玉，让他去做说服工作。杨国玉是从四方面军过来的老资格，正忙着别的事情，头也不抬地说，那是一群娃娃嘛，大人不管小孩儿的事情！警卫员如实向邓小平作了报告。邓小平还是不着急，又让警卫员叫来杨国玉，也不向他发脾气，只是说，啊，杨国玉，你原来是杨大人！你说说看，大人怎么不管小孩儿的事情？通信队的娃娃在房顶上听见了邓政委的声音，都从房顶上跳下来逃之夭夭。杨国玉却惶惶然乃至于欣欣然地接受了邓政委送给他的外号，此后，大家都叫他杨大人，他声叫声应，露出怡然自得的样子。到了大别山，大家还是喊他杨大人。建国后，他担任了北海舰队副司令，一次到了广州，姨父一见他，张口就叫杨大人，两个人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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