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4.紧急处决(2)
姨父说，还要借锅煮饭吃呀，吃了饭还要急行军。
我总是试图了解——一个人，不管是什么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在生死交替的临界线上，会有什么样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反应呢？姨父说，在战争环境中，一把他们拉出去，他们就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面临的结局是不可改变的，因而都没有叫喊、没有哭泣，只有由绝望产生的任人摆布的麻木。
我还试图了解，姨父“处理”敌情报官时，有没有产生过悲悯之心。姨父说，我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作为指挥机关的一个保卫干部，我的使命就是干净利落地结束这些敌情报官的性命，而且不要发出声音。军情紧急呀！在特殊情况下，如不这样特殊处理，又能怎么办呢？我们的人要是叫他们抓住了，也是一样的。这就是战争。
但是，我知道，这三个情报官是姨父记忆中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姨父一再叮嘱我，不要谈这些了，这实在太残酷了！可是不一会儿，姨父又提到了被处决的第三个情报官。姨父说，这个人还很年轻，甚至可以说是很英俊的，还只有三十岁左右。虽然把他埋到土坑里了，雨水一冲或是农民掘地时，迟早还会暴露出来的，到那时，他已经是谁也说不清楚来历的一副枯骨了。
姨父还说，在丁爬山“处理”敌谍报科长那一次，捅刺刀的是个安徽籍的老兵。他捅了刺刀以后，心里很不安宁，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就爬起来要酒喝。我充分理解他为什么要喝酒，这是一种心理需要，就对他说，你喝吧，我给你发酒钱。
5.枪决赵桂良(1)
刚刚进入大别山时，刘邓首长严令: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恰在三令五申严格纪律的节骨眼儿上，发生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违犯纪律事件。发现赵桂良违犯纪律的，是当时担任保卫科副科长、全国解放后曾任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的张之轩。赵桂良路过乡下的一家路边店，那只是一间不像样子的茅草房，老板平时种地，农闲时才来店里做生意，当时不在店里。赵桂良带着通信员进去了，出来时，手指上挂了一根打草鞋的麻绳，一边走，一边不经意地耍弄麻绳，被张之轩碰上了，张问:“你是哪个部队的？”他说:“警卫团的。”张说:“你违犯了纪律。”当即下了他的枪，把他关起来了。
赵桂良被关押不久，保卫部长刘秉琳就下达命令:“首长决定，赵桂良违犯纪律要枪毙，朱汉雄，你去执行。”姨父怦然心惊。他知道赵桂良打仗勇敢，在不久以前的崔桥战斗中，他率领全排战士率先打进崔桥，立了战功，刚刚由排长提为副连长。现在只因为拿了群众一根麻绳就要枪毙他，这是姨父没有料到的。他愣了半晌，说:“枪毙人，这是天大的事情啊！你光说说不行，何况这个人还是个副连长，我要看到文字命令才能执行。”刘秉琳当即在笔记本上写了文字命令:“朱汉雄特派员:首长命令，对赵桂良执行枪决，由你执刑。刘秉琳。”遂从笔记本上把纸撕下来递给他。
姨父说，他作为特派员，是保卫部长刘秉琳的直属部下，保卫部长有权向特派员下达命令，他必须毫无保留地执行命令。他接过“书面命令”，就只好跑到警卫团执行命令去了。
枪决赵桂良时，野战军参谋长李达通知警卫团召开军人大会。会场就设在村外山坡上。姨父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把赵桂良押上了会场。他此时并没有向赵桂良宣布处决令。他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执刑人”，因而没有责任向赵桂良宣布处决令。警卫团只有团长、政委两个人事先知道要枪决赵桂良。他们想不通。警卫团团长噘着嘴，不出声。赵桂良被押到会场上时，也没有想到就要枪毙他。司令部直属机关负责人在会上宣布处决令时，全团战士和赵桂良本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会场上一片愕然、哗然，接着是死一样的寂静。团政治处主任是老红军，他表示不满地说，怎么，只因为一根麻绳，就把人给毙了？但他懂得军令如山，不能对抗，便不敢说下去，只是在口中嘟嘟噜噜地表示不满。
处决令一经宣布，事情就不可挽回了。姨父作为“执刑人”，已经没有理由磨蹭时间了。他始终注视着被他押上会场的赵桂良。他看到，赵桂良在听到处决令时表现出惊骇的、不能置信的样子，随即又露出茫然、木然、不知所措的表情。姨父望着赵桂良的军帽，感到行刑的子弹不应该从戴着这顶军帽的头颅上穿过，但他保护不了这颗头颅，只能面无表情地摘下了军帽，让战士架着赵桂良，向会场外边走去。赵桂良好像还没有从一个巨大的惊骇中清醒过来，神情茫然地走着，没有忏悔、没有反抗、没有求诉、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匆匆走完了他一生最后一百多米的路程。架着他的战士闪开了，沉闷的枪声响起了。战士们都垂下了头，山坡上寂无人声。
我问，有没有老百姓在场？
姨父说，山坡上有好多老百姓为他说情，哎呀，只拿了一根绳子就枪毙，太可惜了，不要枪毙了！
我问，战士们呢？
姨父说，战士和警卫团团长一样，低着头，不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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