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名誉(4)
就是对于最亲密的爱人杨之华，“也只露一点口风”，这说明这些“多余的话”在瞿秋白心中已积郁多时，他渴望倾诉却又不能倾诉，他必须在内心筑起一道堤坝，并时时防范着它的溃决。而如今，他可以用一支笔掘开这堤坝，让被禁锢已久的心潮喷涌而出，他怎能不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仅是为了逞一时之快。做过多年“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最早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一，瞿秋白清楚地知道自己必然要进入历史，必然要被后来的文人、学者、政客评头品足。与其自己的面目被他人善意或恶意地胡涂乱抹，不如自己临死前揽镜自照，画下自己的真面目；与其自己的历史角色被他人善意或恶意地随意分派，不如自己在离开人世前为自己做出准确的历史定位。——这才是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的一部分真正目的。
既如此，对瞿秋白的最真实的尊重，就应该是尊重他的自我描绘和自我定位。
“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由于种种原因，《多余的话》写出后，竟长期并未对瞿秋白的“革命声誉”带来“损害”，这也许是瞿秋白握笔之初所未料及的。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年前遇难的瞿秋白做了这样的“结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直到“文革”时期，《多余的话》才成了严重的问题，瞿秋白被说成为革命的“叛徒”，遭受严厉的谴责、谩骂，自己的墓和父母的墓都被砸。对于瞿秋白，这真是迟来的审判和“报应”。不少人为瞿秋白在“文革”中的遭遇深感不平。但我以为，瞿秋白如果地下有知，或许既不会感到突然，也不会觉得怎样的委屈。
去年，我在旧书店买到一本《瞿秋白批判集》，编辑出版者为“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时间是1968年2月。这本书收集了从中共高层到“红卫兵小将”对瞿秋白的批判，也辑录了包括《多余的话》在内的瞿秋白的“反动言论”。翻过扉页，背面贴着一张署名“编者”的铅印字条，上写“本书原引戚本禹讲话及所有关于戚本禹的论述全部作废。”在书店时，翻到这张字条，我哑然失笑，并立即决定买下。
《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的历史旧账，是在“文革”开始前数年便被翻出的，而这要“归功”于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戚本禹在1963年第4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与罗尔纲等人“商榷”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说李秀成被曾国藩捕获后写了自供状，因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将要“遗臭万年”：“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成的‘革命文献’，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此文引发了学术文化界的一场争论。争论正进行时，毛泽东出面支持了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上批示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又重新发表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8月23日，戚本禹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批李秀成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牵出瞿秋白。李秀成被捕后写了“自述”，因而是“遗臭万年”的“叛徒”，瞿秋白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也自然是“叛徒”无疑。所以，在“文革”时期的瞿秋白一案中，戚本禹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1968年1月，戚本禹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翻船，锒铛入狱，去写他自己的“自供状”了。1968年2月出版的《瞿秋白批判集》，自然就只能宣布所有戚本禹的讲话和关于戚本禹的论述“全部作废”了。“文革”时期的许多事情，从很大很大的事到很小很小的事，都一方面显得无比庄严神圣，一方面又给人以强烈的儿戏感，这本《瞿秋白批判集》的出版就是一例：瞿秋白的“叛徒”问题是由李秀成的“叛徒”问题引起的，而李秀成的“叛徒”问题是由戚本禹提出的；既然戚本禹的言论都已“作废”，那李秀成就并不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叛徒”；既然李秀成并不因被捕后写了“自述”而成为“叛徒”，那被秀成所牵扯出的瞿秋白，就也应不因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而成为“叛徒”；既然瞿秋白并不是“叛徒”，那就意味着对瞿秋白的批判毫无道理，也就意味着这本《瞿秋白批判集》出版的理由和前提都不再存在。然而，尽管批判的理由和前提都已“作废”，批判却仍要进行下去。这就像一个满街叫卖老鼠药的人，一面说他的药老鼠吃了必死，一面又说世上本没有老鼠这种东西。——“文革”时期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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