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把李秀成与瞿秋白挂上钩的，是某要人。1964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揭发了瞿秋白投敌变节的事实”。此后，他又在多种场合提出瞿秋白的“叛徒”问题。据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在瞿秋白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35.6——1967.11）”记载，这位要人1966年8月30日在接见科学院代表时指出：“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而“这个指示马上为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所接受。按照这一指示，北京师范大学井冈红军《文革简讯》编辑部随即派人到瞿秋白的家乡常州市和瞿秋白重要活动地区上海等地进行调查，除《多余的话》外，还发现了瞿秋白在长汀所写诗词五首、给郭沫若的信、上伪保守十四团钟团长信两件、伪三十六师审讯记录、瞿秋白访问记等一系列瞿秋白叛党投敌的铁证。”这个“大事记”又载：1967年1月15日，“北京师大井冈红军赴常（州）革命造反队出版《文革简讯·讨瞿专号》第一号（总第四期），详细地揭露了瞿秋白的叛变事实，分析了瞿秋白投敌变节的思想根源和陆定一之流吹捧瞿秋白的反革命企图。”1967年8月15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表，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了瞿秋白这个历史上的老机会主义者、老叛徒。”这算是1949后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刊第一次点名批判瞿秋白。1972年中发12号文件则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瞿秋白的“名誉(5)
把“北京师大井冈红军”抛出的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文字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对照着读，也有一种滑稽感，觉得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这些“讨瞿”者与瞿秋白本人似乎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他们义愤填膺地加诸瞿秋白的一些“罪名”，是瞿秋白早就加诸自身了的；他们咬牙切齿地要从瞿秋白身上剥夺的东西，是瞿秋白早就从自己身上撕扯下了的。
“叛徒”问题当然是瞿秋白问题的关键，《瞿秋白批判集》说道：“瞿秋白在被捕之后投降变节，与国民党反动派饮酒言欢，------写了一本叛徒自白书《多余的话》。我们建议中央开除瞿秋白的党籍。我们必须肃清瞿秋白的影响，不许叛徒顶着‘革命先烈’的头衔继续蒙蔽群众，毒害青年。”（第18——19页）“瞿秋白这个可耻的叛徒长期顶着‘革命先烈’、‘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蒙骗世人，毒害青年。------但是，历史的事实终究是掩盖不住的。一九六四年，在戚本禹同志揭示了李秀成的叛徒面目之后不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就指出，瞿秋白也是一个李秀成式的大叛徒。于是，瞿秋白这个叛徒的可耻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第27——28页）“一九六四年底，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革命同志为了纯洁党史，主动地撤去了瞿秋白的陈列品。可是，彭真、陆定一的帮凶周扬、许立群、石西民却在六五年二月五日赶到革命博物馆进行检查。------在彭真的指使下，中宣部副部长姚溱把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扣押下来，------把叛徒投敌变节的铁证包起来，让这个历史的罪人继续霸占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史馆，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诸如此类的“建议”、“批判”，不就是说应该“开除瞿秋白的党籍”、应该把瞿秋白看作“叛徒”、应该把瞿秋白赶出“革命博物馆”吗？但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不是早就明确说过自己应该被开除党籍吗：“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遍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不是也早说过自己是“叛徒”而不是“烈士”吗：“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不是也预先拒绝了对他的纪念和“顶礼膜拜”吗：“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为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又为瞿秋白恢复了“名誉”，许多本意是在歌颂、赞美的称号、评价又加诸瞿秋白头上。然而，无论是“文革”前的也好 ，还是“文革”后的也好，那些被诚实的瞿秋白视作“虚名”的东西，未必是他所乐意接受的。例如，把瞿秋白称作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是一习惯性的说法，然而，在《多余的话》，瞿秋白实际上回绝了这种称谓：“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于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又例如，宋庆龄1959年曾为常州瞿秋白的母校觅渡桥小学（原名冠英两等小学堂）题词：“希望小朋友们学习瞿秋白烈士和其他革命先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做个党的好儿女。”（6）然而，在《多余的话》一开头，瞿秋白就告诫后代不要向自己学习，他之所以写《多余的话》，原因之一就是防止后代向自己学习：“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曾对着过去的党内“同志”说：“你们去算账罢”；又说：“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对于瞿秋白的账究竟应该怎样算，才能被瞿秋白认为是“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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