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起，俸禄以货币为主了，这和当时商品经济已获得相当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是相一致 的。依王NC031著《燕翼诒谋录》披露，宋初时官员俸入极微，县令月俸不满十贯，而 且三分之二发给茶叶、盐和酒等国家专卖品，县尉的月俸才三贯五百七十，比起唐代来不知 要减了多 少倍。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过一次“普调”，京县知县的月俸升至 现钱25贯，米麦 共7斛。但是地方上官员的现钱收入仍不及京官，每月只能拿定额的四成。彭乘所著《墨客 挥犀》上，记有一则小故事：一位县尉刚刚上任，有个举人写信向他哭穷，希望他资助点粮 食，县尉作诗答曰——
五贯五百九十俸，虚钱请作足钱用。
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凉。
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
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五贯五百九十之数，当是“普调”后的标准，但仍是“虚钱”，兑现时还是打折扣的。 其实早在唐代时，就有国家财政困难时官员一律支半薪的做法，如能搭一部分实物发放，还 算是不错的。然则尽管如此，一个进士出身的县尉还要抱怨家属吃糠，僮仆挨饿，衣物押 在当铺里没钱取回，要想开荤吃点肉亦困难。其实只要是小官，都还有半斤肉票供应，沈括 《梦溪笔谈》记：“旧制三班奉制，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祥符(宋真宗年号， 1008～ 1016)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 日富 ，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估计是又加了一次薪 。
当然，月俸高低，应该与物价作横向比较。周密《浩然斋雅谈》录有一首绝句：“小小 园林矮矮屋，一月房钱一贯足”；《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熙宁七年(1074)时 官卖粮价，是“ 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梦溪笔谈》载“京师食盐，斤不 足三十五钱”；《铁围山丛谈》载大观(宋徽宗年号，1107～1110)时，“售 鱼可二十鬣，大小 又弗齐，问其直，曰三十钱也”。照这些价格推测，县尉一家的温饱生活是可维持的。何况 除了月俸外，还有什么茶汤钱、厨料、薪炭等名目，加拢来真不错了。
州县官员的月俸，是到任后才发给的，估计是只要赶在月底前报到，就可支全薪。《梦 溪笔谈》记信州杉溪驿舍中墙壁上，有一篇数百字的“自述”，作者是一位少妇，自言是一 个州县下僚的儿媳妇，公公为早拿一个月的月俸，竟不顾媳妇分娩才三天，催着全家跟他赶 路上任，现在自己病倒在杉溪驿内，眼看快要死了，特留下遗书在壁上，要让过往留宿的人 都知道真相。据沈括记忆，这个州县小官姓鹿，名字忘记了，但读过这篇控诉的人，都特地 去驿后凭吊这位少妇的坟墓，又题诗痛骂鹿某，墙壁上写满了，好事者又将其编成一本书， 题为《鹿奴诗》。可惜这本书现在找不见，不然定能从中获取不少有关当时州县月俸的知识 ，也可了解一些舆论对此的看法。
宋室南渡后，官员俸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瞿宣颖先生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引黄 庶《伐檀集·自序》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月禀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洪 容斋(迈)谓，今之簿、尉盖七八倍于此，若两斛七千只可禄一书吏小校。” 不过很可能那时 的物价涨幅也相当大。到了明代，又发生了大转弯，官员的俸禄远比宋元低微，并且是 米钞搭配，县太爷年俸为90石，丞、簿、学官等由78石到66石不等，未入流 的杂职才36石，其中十之七八给米，现钞才十之二三，杂职则全部给米。米和钞怎样折价呢 ?据《大明会典》载是一石折钞20贯。《典故记闻》又说到了宣德九年(1434) 时，礼部尚书 胡NC032兼管户部事，为节流而在官俸上动脑筋，提出以每石折10贯发钞，少师蹇义与 之争论， 最后折衷为15贯，“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典故记闻》卷10)。其后通货 膨胀，钞价日贱 ，又以布折米，比价是一匹布折200贯。江南织布业发展极快，布价又跌，一匹布才折银三 分。州县衙门官员可以明份账从国家那里拿到几多“俸禄”，读者可以自己去计算了。
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3)
走过了明代这个低谷，清朝的官员俸禄又逐步回升到南宋水平，甚至超过。起初分俸和 薪两项发给，俸是禄米，薪是白银。县太爷的俸银是45两，前文引过一首《十得歌》， 第三句谓“三十俸银领得”，那就是佐杂的定额了。光这点数，当然还不能与宋元相比较， 元朝时品级最低的官员亦有三十多两银子可得。原来清代从雍正皇帝时起，又给地方官搞了 一个“养廉银”，意思是通过增加他们合法收入的方式，来保证他们为官廉洁。“养廉银” 没 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全看州县的“经济效益”，以知县论，大致从每年几百两直到一千几百 两不等。至于“廉洁”这个要求是否能因为银子喂养而得实现，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如此之长，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 魏有一段时期内，官员都是不拿国家俸禄的。官员也是肉身，不见得不食人间烟火吧?那就 是要大家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亲民之官”就吃小民。《魏书·高 允传》上说，杜超镇邺，派出一批人去州县帮助工作，除高允一人外，个个贪污受贿。那么 高允靠啥过日子呢?他让儿子们都去砍柴，卖了换米，有人去他家里，只有草屋几间，穿布 衣，吃咸菜。魏明元帝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特别厉害，曾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 只有一项，查点这些太爷们的财产，倘非自家生产所得，一律作为赃物。清代史学家赵翼 对此的评价是：“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 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廿二史NC021记》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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