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月某日，是县君(即县令太太)生辰，更莫将来。 (转引自清人独逸窝退士著《笑笑录》卷3)
逢到这类告示，好事者就要在八字墙上行锦上添花之举了。比如上述神泉县令的第二 张太太生日布告贴出来后，就有人偷偷在上面加了首《鹭鸶诗》：“飞来疑是鹤，下处却 寻鱼。”又如宋人束元嘉当嘉陵知县时，不知为何原因，张榜禁醋，便有人大书四字在告示 旁边——“束手无措”。连告示带“添花”，读起来益发有味(转引自清人独逸窝 退士著《笑笑录》卷2)。
不用说，这些“添花”都是趁着夜黑无人时，偷偷贴上去的。县衙门管这叫“谤 文”、“谤诗”，斥其诋毁当道，一经发现，便要撕去或覆盖；仅仅因为作者都是无名氏， 才无从追查拿办而已。不过，也有些官员是把“谤文”当补药吃的。如《献徵录》记，明 初时任勉当番阳县令，把一些琐碎的民事纠纷委托给乡里有德学、且为民众所敬重的长 者随时处理，有人对此不满，写了匿名大字报贴在衙门前，任勉知道后说：“这是教育 我， 千万别毁坏。”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后，它又被作者自行悄悄揭去了。当然，在专制制度被看 成是天经地义的古代社会里，像任勉这种还算有些民主风度的官员，毕竟是不多的( 转引自《渊鉴类涵》卷116)。
惟其不多，具有“新闻发布处”和“地方招贴栏”优势的衙门墙壁，就更为“民间议政 家 ”们所看重。特别是到了专制制度发展到高峰的明清时代，这类“作品”几乎成了各地县衙 门墙上的“花边文学”，被有心人传抄下来的数量之多，大约可以编一本名副其实的《墙报 》。如《坚瓠集》记，康熙初年时，长洲县令彭某赋性贪酷，还发明了一种用纸做成的枷具 ，令拖欠赋税者戴上，稍有破坏则加责罚。有人贴诗于县墙云：“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 长役纷然。纸枷扯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 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于是合县传诵，最后竟传到巡抚耳朵里，派人一查，完全是 事实，马上将县令停职审查。再如《素月楼联语》里也记有类似之例：有县令王寅为政 贪鄙，有人把他名字折开，作了副嵌字联贴在衙门前——
王好货不论金银铜铁
寅属虎全须鸡犬牛羊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揭露殖民主义罪行或号召民众奋起抵抗的“揭贴”(即传单) ，也纷纷贴到了衙门口。八字墙上的景观，愈加仪态纷陈。
衙前自古好景观(1)
神州各地，凡曾为州署县治之所在者，大多有“衙前街”、“府右路”一类古名旧称 可以寻觅。历史现场中的衙前景观，除了五花八门的“墙壁文化”外，还有云蒸霞蔚的万千 气象。
先说衙署大门至门前照壁之间，照例建有一东一西相互对称的两座亭式建筑，一座叫申明亭 ，一座叫旌善亭；都是地方政府对民众进行教化的专门设施，均由明太祖朱元璋倡立，一直 沿袭到晚清。
申明亭内，都悬挂有木制黑漆的牌匾，称“板榜”，由地方政府及基层组织在上 面定期公布本地区的坏人坏事以及如何惩处的决定。 所谓“申明”，兼备郑重宣明、反复开导和辩解申诉等几层含义，其核心就是申明教化，惩 莠显恶。 “如不孝不弟、殴骂尊长、乱伦兽行及 一切奸盗诈伪、赌博宰牛、做状唆讼、歃结凶拳者，列名申明亭匾上，每名下俱各注略，一 目了然。亭门仍各做栅栏，使过往者可望而不可入，所以防小人擦去丑名”。( 清人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30)照朱元璋的解释，这种办法可以收到“移百姓之瞻依， 肃一方之教 令”的效果，使人不敢轻易违法作恶，否则既有皮肉之痛或破败之虞，还丧失了在社区里抬 头做人的名誉。上了申明亭“黑榜”的人，必须接受本乡里甲的管制教育，族人邻右也均有 随时监督的权力和义务。倘确实改恶从善，在规定时限(一般是三年)内没有 再犯，才可以由 乡里申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征验属实，“于匾名下注‘改行’，直到六年无犯，始除去其名 。如三年内有一二善事可据者，则三年即除去恶名，将功赎罪”(出处同上) 。用现代读者所熟悉 的话来讲，就是提前摘去坏分子的帽子。所以有些地方的申明亭门楹上，还镌有告诫性的对 联——
试看真恶人留此现毕生之丑
能行大善事准他洗前日之愆
和申明亭公布坏人坏事的功能相对应，旌善亭是用来表扬好人好事的场所，也是悬挂几块板 榜，只不过底色换成了红漆。“如孝弟、救急难、助婚丧、解纷息讼、化盗为良、赈饥施药 、修桥路、施棺木葬无主之骸、拾遗金而不取，真实无虚者，题名旌善亭匾上”( 出处同上)。据 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这种荣誉榜之类的设施，早在宋代就有：地方上有耆老乡绅一 向做善事的，口碑载道，便在其住宅附近建亭显扬，称褒德亭或旌隐亭，表示尊敬，也让大 家当榜样学习。大概朱元璋做布衣时便有觉得此法甚良的感受，所以在创建明朝后，以政令 形式推广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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