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的三元甲子说，具有三世说的痕迹，即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段，这种神秘主义的周期观至迟可以追溯至晋代，《晋书·苻坚载记》云：“从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穷于下元，天地一变，尽三元而止。”把六十甲子配九宫，一百八十年为一元，三元五百四十元。
二 方士的周期观(3)
类似于三元甲子说的渊源还有宋代邵雍和陈亮的分期法：
宋代的邵雍用象数神秘主义解释社会的兴衰。认为阴阳的变化形成“体数”和“用数”，体数和用数的变化形成“化数”。社会的兴衰周期为“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因此，世道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变。邵雍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至第六会，逐渐由盛而衰，唐尧以后由皇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一代不如一代。他的社会观实际上是悲观颓废的社会神秘主义。
宋代陈亮认为气数决定社会发展，社会的兴衰以六十年为一个周期，每60年发生一较大的动荡。公元946年（丙午），后晋被灭亡。过了60年，发生澶渊之盟，1007年（丁未）宋真宗封禅。1067年（丁未）宋神宗即位。1127年宋高宗即位，开始了南宋朝。陈亮请高宗居安思危，抵抗金人侵略，不可苟且偷安。
以上分期法都是不科学的。限于历史条件和知识水平，当时的思想家不可能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周期和真正的规律，只能猜测性地阐述朴素而神秘的周期观。对于20世纪以前的人来说，历史发展的周期确实是很神秘的。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发展周期已不存在任何神秘性了。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1)
人类有史以来，社会转型是“生生不息”的常态。什么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由于经济发展而引起的社会结构、制度、人与人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创造性活动，“转型”是个中性词，指一种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形态。转型有急剧的形式，也有温和的形式，有亢奋态，也有相对静止态。
社会转型大抵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变化，如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另一种是指同一社会制度内的局部变化，如魏孝文帝改革引起的鲜卑族社会变化；近代东南的区域性变化。这两种变化是相联系的，形成量变和质变、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近代社会转型主要指前者，但也不排斥后者。后者为前者提供了阶段性的、区域性的准备。
社会转型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有前进，也有辗转倒退。一般说来，社会转型代表了历史前进的趋向。
社会转型，梁启超称之为过渡时代。他写过一篇《过渡时代论》以进化论观点把过渡时代分为广义和狭义。人间无时无地不在进化，这是广义的过渡。狭义的过渡是相对于停顿，波波相续。他认为：“欧洲各国自二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而今则其停顿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
下层民众对社会转型有个朴素的界定，那就是“劫”。劫，《说文解字·力部》释云：“人欲去，以力胁止曰劫，或曰以力去曰劫。”劫表现了两种力向，一是趋力，一是阻力，劫的过程就是两种力量的斗争。《史记·日者列传》云：“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后，佛经中宣传的“劫”使中国民众刻骨铭心。佛经以天地的形成至毁灭为一劫，毁灭时的动荡之火为劫火。《隋书·经籍志》论云：“佛经所说，天地之外，四维上下，更有天地，亦无终极，然皆有成败，成败谓之劫。”
当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当自然灾害发生；当严重的瘟疫摧残人类；当民众面临极大危险时，人们就称之为劫。
“劫”是一种“恶”，是一种灾难，是一段痛苦的挣扎，是新旧势力交替的较量。它是民众的朴素认识、神秘主义的感知。在一个社会中，当人们都感到“劫”日来临时，也就是社会即将剧烈动荡的表征。
“劫”的观念是宿命论在社会观上的反映。
宿命论是一种神秘主义，中国的佛教和道教一直倡导之。宿命论认定生死轮回，人的吉凶祸福皆由命定，今生积功德，来世有善报。西方的基督教不太讲宿命，洪秀全等人却屡屡宣传宿命思想。
方术认为每个朝代的天数是有限的。如果社会混乱，朝纲不振，就表明天数已尽，劫祸将到，需要避劫，此类例子很多，如汉代方士看到汉代江河日下，就主张改元，重新受命。于是，由方士导演，汉哀帝主持了“再受命”丑剧。成帝死后，方士又向哀帝陈述改元事宜及利弊：“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民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替，皇子生，灾异息矣。”哀帝听从了方士的建议，下诏改元：“盖闻《尚书》‘五日考终命’，言大运壹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惧焉，战战兢兢，惟恐陵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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