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记载洪秀全的《谕众兵将遵天令诏》云：“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升天堂，便长生不死。若尔贪生便不生，怕死便会死。又眼前不贪安怕苦，后来上天堂，便永安无苦。尔若贪安便不安，怕苦便会苦。总之，遵天诫，享天福，逆天令，落地狱。”此书又记载杨秀清的传言：“自古死生天排定，哪有由己得成人。灵魂本是由天父，今时不醒做何民？”这些观念明显地是宿命论的反映。
宿命论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劫”是大难，劫的先兆是灾异：地震、天旱、洪水、瘟疫。民谣有“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太平天国利用了“劫”的思想号召人民入教避劫，洪秀全托言天父之语：“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瘟疫……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中国下层民众自明清以来很相信“劫”，也很畏惧“劫”，所以纷纷聚集到洪秀全的拜上帝教。
太平天国的将领大多相信劫数。《李秀成自述》谈到毁弃旧神时说：“今除神像，是天王之意，亦是神圣久受香烟之劫数。周朝斩将封神，此是先机之定数，而今除许多神像，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我亦不知理数，揣度来情，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以数尽国崩，观之可也。”李秀成把社会变化看成是命运决定，这是农民阶级朴素的社会神秘观念。
太平天国认为命运是由上帝决定的，洪秀全颁行的《天理要论》云：“至于天命，岂非上帝旨意乎？《书》云：‘富贵在天，生死有命’，正乃上帝所立之主张也。上帝坐高位，广视天下，定人分业，限人祸福，照其本意也。凡人不能自专，众生不得所欲，只上帝理之，随其圣旨也。”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2)
在近代社会转型中，不仅仅太平天国有“劫”的观念，其他下层民众也经常讲“劫”，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广东南海县农民与英国兵发生冲突，当地青莲教就“据称劫数已到，即有兵戈之灾”。光绪十七年（1891），热河金丹道发动武装起义，称“奉天伐暴”，“能避刀兵劫数”。
义和团运动广泛流行“劫”观念，在1899年称“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诸神下降”；1900年称“大劫临头，只在今秋”、“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
据陈振江等人研究，“劫”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灾难，即侵略、暴政和天灾所造成的民生维艰。二是指动乱，义和团要诛杀洋人、恶者。“劫”的观念是义和团动员群众反抗侵略的重要思想武器。
“劫”的观念有某些积极意义。喻青松曾作过分析，我认为是有道理的。第一，“劫”的观念虽然有神秘成分或迷信内容，但它是现实生活苦难的反映，是对封建统治的抗议，是对未来的憧憬，可以转化为反抗斗争的思想武器和物质力量。第二，“劫”的观念包含辩证和进化的因素，它与统治阶级“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相对立。劫是“现世”向“未来世”转变的急骤过程。
当然“劫”与社会转型不是同一观念，“劫”的含义在于大乱临头，新旧交替，社会动荡不安。通过“劫”观念，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心态，它是社会暴风雨来临的晴雨表，是下层民众首领发动民众的法宝，是社会神秘主义很重要的概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社会转型是由什么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段经典论述是我们理解社会转型之所以发生的关键，即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至一定程度的必然过程。
由于历史造成的认识局限性，先哲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转型，更不能洞察社会转型的原因，他们提出了一套朴素而神秘的看法。
古代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兴衰皆由命定，人不能改变。汉代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受神秘主义影响，认为朝代的昌衰兴废皆由天数决定。他在《论衡·治期篇》云：“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又云：“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可见王充是个社会宿命论者。
有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存亡由气数决定。他们认为新朝代之兴时，必有旺气显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晋书·元帝纪》记载南京地理时说：“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堑北山以绝其势。”他们还认为朝代衰败时，气色呈凶兆。《晋书·郭璞传》记载，司马睿当政时，刑狱严重，民不聊生，郭璞上疏，以“青黑之气共相搏击”的天象，劝晋朝统治者刷新政务。所谓气，就是命运；所谓数，就是规定性，气数说是对社会的迷信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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