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记根据有关领导的建议，在笔记本上列出几条，有针对性地对于“文革”形势及当前工作的认识，开展一次有的放矢的“正面教育”。
小会议室在坐的是县委、县革委暨县科以上的全体干部。
周凌风带着满脸笑意对大家说：
“今天‘文革正面教育’的内容是，谈谈形势与当前工作。方法是我主持会议，我讲，大家也讲，讨论式的进行。允许有不同看法，可以争，不可以吵。达到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统一认识，鼓舞干劲的目的。大家看怎么样？”
“好！好！一形势、二生产；先国际，后国内。书记先讲，然后大家跟上。”妇联主任巴宗第一个表态。这位聪明能干的藏族年青的妇女主任，热情、活泼、直率带点调皮的个性，深得藏汉干部们的欢迎。每次她俏皮
幽默的插话一出口，准跟着一片开心地笑声。方才周书记的开场白，虽然是捧着笑脸说的，但笑从书记脸上发出，也总带有一种严肃的韵味。然而，经过这样一位下级（特别是女人）的插科打诨，会场上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常给人一种和谐的氛围。这正是领导者所需要的。因此，书记主任们从来不驳她的面子。
大家的笑声刚过，周书记便精神振奋地说开了！
“好，就按巴宗说的，一形势，二生产，由我先提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什么时间开始的，现在到了甚么价段？这个简单的问题我想请山上的老同志来回答。”山上的同志们是受正面教育，感受毕竟没有山下的同志们切身经历的深。
周书记似乎想在新来的干部面前，显示一下山上“正面教育”的程度。但在新干部面前，县上原来的老同志，都只笑，不肯先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谈文革，无论如何他们也没有新来的同志知道的多，因为他们刚刚离开那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的第一线来到这里。
大家不说话便感到拘谨。周书记终于点将：“巴宗主任，还是由你来说说吧！”
巴宗听到周书记点她的名，故作惊讶地用一个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反问说：
“我？”
“啊，就是你。你说说看，文革是甚么时候开始的？现在进行到什么阶段？”
还没说话，她先伸伸舌头，自己先嘿嘿一笑。
“说吧，说，说错了也没关系！”周书记忙鼓励她。
新来的同志们来了兴趣，想看看这位年青的藏族女干部对文革知道得究竟有多少。
“大胆地说吧，巴宗主任，知道多少说多少，别害羞……”柳卫东副书记笑眯眯地说。
“说吧！”巴宗的爱人年青的藏干人保组副组长扎崩说。
“急什么着急，你替我说”巴宗扭捏地说。扎崩瞪了她一眼算作回答。
巴宗像得到某种力量或指令似的爽快地说开了：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是一九六六年春天吧，记得我们很快当了红卫兵，在西藏民院，我们还是学生，以后参加了大串联，还去了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哎——行啦，行啦，别扯太远，现在进行到什么阶段？”扎崩看来更干脆些。大家为这两口的对话先笑起来。
“现在吗，现在是‘斗、批、改’阶段嘛，正在进行嘛。”
李刚义副主任：“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巴宗抬起乌溜溜毛茸茸的大眼睛看着李刚义笑着背出了毛主席的一段话：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好！不错吗！”李刚义副主任带头给巴宗鼓掌。汉族干部，特别是新上山的汉族干部看到藏族青年干部讲汉语，背毛主席的语录，这样流利，从内心感到钦佩。
这回轮到她爱人扎崩同大家一起使劲为她鼓掌。
周书记对妇联主任巴宗能熟练地背诵毛主席的指示，对文化大革命的进展阶段一清二楚，既满意又高兴。像巴宗这样的一批藏族青年，是他前几年亲自从牧区基层选拔上来，送西藏咸阳民族学院学习，只是由于“文革”停课，没学到多少东西，可是回来后，他们仍坚持业余学习，十分刻苦，他们学习汉语、汉文、非常卖力。汉语讲普通话，汉文一般可达中学程度。在阿里这旧社会没有一所学校的地区，现在有了他们这一批
文化人，已经很不容易。他把这批青年称为阿里的“第一代知识分子。”
“好！你这个阿里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正面教育’没白学。”周书记总喜欢不失时机鼓励他们。
西饶副主任：“我们县的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还是抓的很紧的。文件一下来，我们都认真钻研，深入领会精神。先干部，后群众全面贯彻下去，让一般群众也都能了解个大概。”
柳卫东：“啊……这还是不错的！我只是想问一下文革运动的几个阶段，比如‘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县里已经建立了，这没说的……大批判，大家也可看文件，读报纸，听广播，可像‘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不知这‘正面教育’是怎么做的？是不是也是靠读读文件、学些材料就行了？……”柳卫东说完，暗自露出了得意的微笑，眼光不时从眼镜上边扫视县领导中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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