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大家都不说话。
可是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大家只是在琢磨，不知这位新来的柳副书记葫芦里倒底卖的是甚么药。
科级干部，不知领导的意图，话有点不好说，怕说错了，不明不白地和领导闹对立。
其他几位县级干部，又都觉得刚刚工作在一起，话好说，怕有了分歧关系以后不好处。
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这县上的第一把手，周书记。周书记也明白，只是自己是一把手，一切事都不要由自己先去说，害怕给大家定框框。
周书记看着大家又有些拘谨了，作为会议主持者不得不站出来先说几句加以引导：“哎！大家不要光看我呀，方才还说得好好的，怎么被柳书记考问住了？是什么就说什么，一切都实事求是吗！再说学习中发言，没人抓辫子，柳书记他们是革命领导干部嘛，绝不会给谁穿小鞋的，——是吧，柳书记？”
“是，是，是——没有人穿小鞋！周书记真会开玩笑。”柳副书记不知为什么，经不住一句玩笑话，前边说话时的那种神彩飞扬劲一扫而光了，自己的脸也不知甚么时候变得红红的、胀胀的，一脸窘迫的样子，大家先是哈哈笑起来，后来见柳副书记那尴尬的表情，想笑都不敢再笑了。
短暂的冷场后，虽没人正式发言，科级干部们却在下面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了。
“我说两句，既然是学习嘛，就要发言，冷场也不好。我随便说两句，不对大家可以纠正。”政工组长汪彤笑笑神气十足地说：“首先，我觉得柳副书记提的问题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笑的！柳副书记问话的意思，我的理解是除了搞‘正面教育’除学文件外，到底还有没有个具体的内容形式，这是应该明确起来的。”
“我也想说两句，只谈对‘正面教育’的看法，或者说从字面上去理解……”谢大军冷静地说：“‘正面教育’这个提法，我们从上山就听说了。我觉得‘正面教育’和山下的群众运动的做法，从根上说就不是一回事。‘正面教育’着重强调的是在组织和领导掌握下的教育活动。而山下是组织领导下的群众性运动。说白了，也就是这里不能搞像山下一样的群众性的大动作……”
“能不能再说得明确些？”办公室副主任武权问。
“可以！”谢大军斩钉截铁地答道：
“明确地说，‘正面教育’，就是不能搞像山下一样的群众性的运动。至于‘正面教育’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完全由组织领导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安排，而群众不应以任何理由插手和干预。”
“对的！对的！谢大军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巴宗又急着插话说，“不能像山下一样搞运动！”巴宗边说边看着政工组长汪彤，还向他不断地点头：“汪组长，这个问题是个原则的问题，早就明确的，不需要再重复去讨论。原则，只有坚持！是不能讨论的——这是原则！……”
“没想到，巴宗主任的原则性确实是很强的。”李刚义副主任，害怕别人曲解他的话，又明确表态说：“我同意巴宗的看法。我觉得山上的同志们对‘正面教育’的理解，已经没有什么疑惑的地方。看来有疑惑的是我们新来的同志。由山下的大搞文革运动，到山上——西藏阿里的‘正面教育’要转好这个弯，从思想认识上光学习和接受‘正面教育’的原则。如果想做点什么事的话，那就紧紧围绕‘正面教育’四个字去考虑，也就不会出格了。”
“李主任说的没有错。”黎副书记、黎部长边说着，顺手摸出一包“大中华”牌香烟来，打开锡纸，捅出烟来，送到李刚义面前，李刚义抽出一支来，两个人各自打着火点着烟吸起来。
黎部长：“‘正面教育’问题，我想多说几句。我觉得如果同志们把‘正面教育’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从形式上、方法上和结果上加以对比，或许对‘正面教育’的认识、感受会更实际更深刻一些。”
黎部长为使人重视和思考他的话，故意把话停一下，连吸烟带喝茶。等大家都静下来看着他，才郑重其事一字一句地说下去：
“我在山下的几个老战友，都是参加‘三支两军’的领导。最近他们来信说：‘从成立革委会，到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一系列工作，都存在许多困难和不尽人意之处。”
黎部长咬文嚼字，有板有眼地说完这几句话，又停下来喝两口茶用眼睛的余光看看大家的表情。然后先诚恳地表白道：“我从十几岁参加革命至今，党龄也几十年，一直在部队工作。经过党长期的教育，战斗环境和军事生活的磨炼，使我形成了军人的直率的性格，我喜欢说直话。但我先说明一点，我对党的热爱绝不亚于一般人。”
周书记看看手表，说：“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今天的文革‘正面教育’的座谈中，大家说得非常好。好就好在说的是实话，敢于联系实际。谈问题虽然角度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为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工作出发畅所欲言，不扣帽子，充分发扬了团结合作友爱的风格，为我们今后的学习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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