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分别时，中西功给了他一包大炮台香烟。说是他的党费，态度很是郑重。
拿回家打开一看，原来香烟包里装的是三张大额军票。真有意思。
第二个约见对象是在南京“中华通讯社”任顾问的“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日本同志西里龙夫。一眼看去就知道这是位老革命，态度很谨慎。中国话讲得不甚通顺，有点吃力。对吴纪光的谈话，唯唯而已，比中西功显得温和。关于情报科内部的情况，一概不谈。他关心的是在北平开展工作的尾崎庄太郎，打不开局面，派去个钱志行，到现在还没安排好一个适当的掩护职业。他提出意见：“希望新领导给以实际指示，从速加以解决。”
第三个约见的是“秀才”陈一峰。这个“秀才”已和吴纪光相见几次了，对吴纪光担任领导，一付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还主动提出，在汪精卫公馆里的汪敬远，出行不便，吴纪光不必特地见他。由他给他打个招呼就行了。整个谈话，在陈一峰那“稀里马哈”的冷热不定中草草结束，使吴纪光产生了一种空落感。
第四个约见的是李得森，这条山东大汉，不容他多说，瞪起眼叫道：“有什么说的？叫你领导你就领导呗，我是绝对服从，你放心。”
至此，吴纪光心下清楚了：不客气地说，这是个乱摊子，每个人的能量都很大，却未能发挥，必须采取根本性措施加以调整。
他经过深思熟虑，果断行动，根据每个人的特长，从组织上做了调配。上海是大本营。派出李得森、张敏到南京和陈一峰组成个情报站，使每个人都得以发挥能力。经过调动，一个月后，大家各就各位，工作进入正常运行。
在人力使用上，他心里又有一个军事建制。
他把上海的中西功当“第一军”，把南京的西里龙夫当“第二军”。隐蔽在南京“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陈一峰，是“第三军”。隐蔽在汪精卫公馆里的汪敬远，是“独立旅”。活动在上海、南京、无锡的倪之骥、邱麟祥、程维德、郑百千等等，是游击队。李得森的南京情报站，只是个承上启下的交通联络机构。还有北平的尾崎庄大郎、钱志行，山西的白井行幸等，是驻华北的“野战军”。
他确实掌握着一个情报大兵团。
一年多来，这个大兵团，发挥了作用，他们随时掌握着日本南北两方的军事机密，或可直说掌握着华中、华北两大沦陷区日本占领军的重大行动计划。至于汪伪军的活动，汪精卫和西尾寿造、坂垣征四郎之间的秘密谈判，汪伪内部的宗派内江，汪派同王克敏、梁鸿志之间的明争暗斗，蒋介石“蓝衣社”在上海的活动，影佐祯昭通过“梅机关”摆弄汪伪这具败类木偶的一举一动，等等等等，更是一清二楚。华北八路军“反扫荡”，华中新四军“反清乡”，在哪摆战场，是军事首长的事，仗怎么打，由指挥员决定。上海情报科，可以向上级提供这些方面的情报，但打仗不是他的任务，更不用直接提供这方面的意见。
一年多来，“小开”没有拒绝过他的约见。每次对他的汇报都点头赞许，然后轻声说：“就这样干吧。”领导这样放手，当然是出自信任，而信任是出自领导对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和表现的观察分析。
但是怎么说呢？他心里始终有一丝不安，这不安来自“小开”第一次见他时那眼角余光的一瞟。他至今没有忘记。那一瞟说明什么呢？他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所意识到的对他那某种要求？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要求呢？
不管怎么说吧，他决心无条件地服从领导，这不会错。前天，上级突然来了个通知，说延安要上海情报科把日军即将南进，发动战争的行动日期，核实准确，及早报告。这可是个大题目，他一听，脑袋就胀了。日本要“南进”的国策，他是知道的。“南进”矛头是指向英、美、荷兰及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越南、缅甸，这他也知道。可是，核实发动战争的日期谈何容易！他挠头，一筹莫展。这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各国都需要的重要大情报，非同一般。他意识到，把这样一个重大任务交给上海情报科，就是说，中央要上海情报科担负国际情报的重任了。任务完成得好，加速法西斯阵营的灭亡，减少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这又是何等光荣！但是，怎么去完成呢？他还是挠头，一筹莫展。
挠来挠去，他想到了“第一军”。中西功有办法从“满铁”的密件里取得情报，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延安要的是准确日期，不是只提供些情况资料就行的。
正在为难时，程和生来了。“什么事？”他问。“中西功收到东京一份电报。”
“电报？什么电报？”
“叫他向西去。”
“叫他向西去？”吴纪光一下愣住了，他明白叫中西功向西去意味着什么。近卫倒台，他已经想到中西功有受牵连的可能。现在果然，他收到了警报。“你看到电报了？”
“看到了。”
“谁发的？”
“大概是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用的是中西功的一个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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