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上海的活动，连自称是汪伪特务总管和汪蒋密线之一的周佛海也一无所知。
潜伏在上海的“蓝衣社”们，只能凭感觉知道共产党的存在，却连影子也看不见，更看不到他。
无疑，这是一位身负重任，十分隐蔽的“大亨”人物，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大家背后只是用赞美的口吻呢称他为“小开”，作为代号。
这些都是吴纪光从周围同志和情报科当时的负责人金鹏同志的接触中听来的。金鹏的夫人也是情报科的成员，她以一位名人的秘书为掩护进行工作。他们夫妇二人，一方面掩护的身份适当，同时由于长期的地下工作磨炼，经验丰富，工作作风稳健，所以虽然作了大量重要情报工作，却不为一般同志所详知。
金鹏在向吴纪光谈到“小开”时，像个严肃的孔门贤人。他不像其他同志那样对“小开”褒词溢美，而只是冷静地予以介绍。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吴纪光凭他善于开辟新局面的特长，观察到上海情报科内部同志间的气氛不甚和谐。好像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工作焦的、紧张。虽然没出现公开的意见抵悟，却都有一种不快和不安的情绪流露。
在第二次会见“小开”时，他作为一种观感反映出来，问“小开”：“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对你说过，这个环境很复杂。”“小开”思索了一阵，向他点了一下头：“看来介绍人对你的评价不错，你很敏锐，你暂时不要过问这些事。”极平静的廖廖数语，使吴纪光心下暗吃一惊。原来“这个环境复杂”，不仅指与敌伪顽的斗争，也包括自己内部，这是他未曾想过的。从此，他恪守“小开”的嘱咐，不过问同志间的事。又过了半个月，金鹏约他见面，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有几条线你还不知道，我都交给你。”“交给我？”“这是领导决定的，这摊子交给你了。”“你呢？”“上延安。”“有新岗位？”“去学习。”“是去学理论？”“不知道。”吴纪光接受了金鹏的交代，心下却莫名其妙。暗想：怎么不交代给老同志中的随便哪一位而交代给我呢？我到这里的时间比任何人都短。细看金鹏的神态，一如既往的冷静严肃，不苟言笑。不待金鹏交代完毕，他已经明白，交他接工作，是组织决定的，而且意识到这决定与“小开”有直接关系。他要求会见“小开”。联络人告诉他，“小开”三天前已经离开上海了。在回住地的路上，那熙攘的人群没有影响他的思路。他心里喃喃自语：
“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整顿出个新局面来，也是一种开拓。”怎么整顿呢？这里既不是根据地，也不是军事前方。这里是特殊环境中的特殊工作。按性格说，他喜欢搞军事。明枪明刀，痛快。而此时此地却全是隐蔽。
不能开大会喊口号，不能敲锣打鼓戴红花庆功。他来以前，曾想，搞情报就是对敌人情况的侦察。但是这个上海情报科却蛮不是那么回事，原来这里是搞敌人战略情报的，不是了解点敌人的皮毛外表就算侦察了。这里的任务是
获取敌军的战略计划，探知敌方首脑机关的战略决策，像牵牛先抓逼绳那样，先去抓敌人决策集团的核心绝密。只要掌握了敌人的战略计划，我们也就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地位。
这个上海情报科，多年来，在革命斗争中，多次作出重大贡献，不参与其事的人是绝不知道的。他吴纪光在到此之前就未曾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对敌斗争单位。
“干吧，只要坚决执行指示，认真领会‘小开’的意图，就能为革命作出贡献。”他鼓励自己。
整个情报科人数不多，走群众路线不难，个别谈话比开大会更容易深入工作，成效面对面地就呈现出来了。
他展开了活动，依次和科里每个成员谈话。
第一个是在“满铁”办事处调查室的日本同志中西功。
中西功给他的印象不甚好。这个中西功，对吴纪光的热情和诚恳，几乎没有作出必要的反映，只是默默地听吴纪光谈。吴纪光和他谈了半天团结和纪律在秘密工作中的重要性，他都没表情。轮到他谈时，竟出吴纪光意外地谈了一通对时局形势的认识，特别强调他对德日两国潜在矛盾的分析。依他看来，希特勒希望日本北进攻击苏联，不过是给他起壮声势的策应作用，是对日本的一种利用而已。而日本怎愿被利用呢？并且陆海两军的矛盾，恰恰集中表现在这个“南进”还是“北进”的问题上，大本营举棋不定，这就造成希特勒对日本的不满。在这点上，他们实际上已经貌合神离。然后又谈了一通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力消耗的情况，特别强调战略物资储备量几年来没有增长，难以靠临时掠夺支应日渐铺开的战线供应。在政治方面，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收效甚微。目前只得把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等等，尽力往一起撮合，企图组成个对蒋施加压力的工具，等等。他说得不紧不慢，像是只和吴纪光交流敌情。在整个谈话中，他显然忽略了一点：战争胜负决定在人，而不在物。若依他所重视的这些内容推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好像是双方物资的比较。由于是第一次见面，吴纪光没有在这个论点上和他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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