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步，毕竟时代不同，肯尼迪班子里的人都坚信总得要同赫鲁晓夫谈判。
争来争去也想来想去，最后肯尼迪在1961 年7 月的电视讲话中明确规定了美
国不能作出让步的三项条件，即：美国在西柏林的存在、美国对这个城市的
进入自由、以及居民的安全和他们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这就是美国人的回答吗？这就是他们决心捍卫西柏林权利的保证吗？肯
尼迪根本没有提到四大国对整个城市的权利。阿登纳不能不对肯尼迪很失
望。过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至少在口头上不会吝惜对联邦德国的承诺。肯尼
迪太自行其事，他竟然没有事先告诉联邦德国美国的立场。
8 月13 日发生了筑墙事件，美国作出的最大反应，就是派了副总统约翰
逊去了一趟西柏林，而约翰逊除了“有声有色地向柏林人民表明了美国将在
这个围城中留下来的决心和意志”外，什么也没有做。美国其实也不想再做
什么，只想承认现状。肯尼迪不会屈从苏联的压力而放弃柏林或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但他同样也不会为了柏林或德国问题而把同苏联人的谈判引入僵
局。在阿登纳看来，肯尼迪7 月电视讲话的发表时美国就准备放弃支持德国
统一的口头保证去同苏联人谈判了，而这一点正是德美联盟的基础。
1963 年8 月，美苏英三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阿登纳再度认为
订立这个条约是为了在核问题上摆布欧洲人，于是在政治观念上，他便更倾
向于法国和欧洲。如果说在柏林墙修起时肯尼迪派来的一支军队曾唤起阿登
纳的一些幻想和希望的话，那么到这一刻，这种幻想和希望彻底落空。
从这个意义上，阿登纳也不得不重视与法国的戴高乐建立某种形式的冷
战阵线，这成了阿登纳外交政策的唯一依靠。西方联盟中只有戴高乐支持他
在柏林问题上对苏采取强硬立场，同时也只有戴高乐支持他不承认波德之间
奥得一尼斯河边界的立场。德美联盟基础的丧失使阿登纳不得不倾全力于欧
洲政策，修补法德关系，戴高乐的每一个支持声明在他看来都包含了巨大的
信任与理解。到这一刻，他已经顾不上与戴高乐欧洲观存在着巨大差异了。
这里我们再看1963 年1 月阿登纳和戴高乐签定的法德友好合作条约就会
有一种新的认识。它不仅仅把法德友好推向了高潮，同时也将阿登纳后期外
交政策引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从整体来看，西德长远政治目标的实现必须有
赖美英的支持，西德的安全必须仰仗美国而不是法国的保护，西德根本经不
起削弱它与美国的军事政治联系：而法德条约却成为戴高乐将军谋求独立于
美苏、作为第三种力量在世界政治中起大国作用的借助工具，美英对此均极
为不满。更重要的是，阿登纳是以默许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为代价签
署法德条约的，这必然使得50 年代后期开始的法国和美英之间发展起来的矛
盾冲突，也波及到联邦德国，这也就使得阿登纳想通过法德友好而使德国和
欧共体发展起来的任务大大复杂化。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阿登纳虽然确立
起法德轴心，但却没有带来他所期望的前景，国际社会一片反对之声，使他
在外交上树敌重重。而这时他已经没有精力和实力再对外交政策作出进一步
调整了。
这两年国际社会的情况也可谓是遭透了。美国在家门口闹出了古巴危
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战火不断，远东中苏之间也吵得不可开交， 60 年代
初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危机叠起的年代。肯尼迪想作出反应，因而抛出了”新
边疆”和“多边核力量计划”；戴高乐想作出反应，要通过建立“欧洲人的
欧洲”来巩固法兰西实力地位；甚至一向远离大陆的英国也提出了加入欧共
体的要求，要增强于欧洲大陆的联系。这其中只有西德的地位是最脆弱的，
它不得不对每一方的变化作出反应。这些变化本身是矛盾的，因而它的反应
也只能是矛盾的。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要搞缓和，可是世界上却又发生了柏
林危机、古巴危机这样的事，这本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年代，缓和的大势中
危机四起。况且，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要用柏林墙固定德国的现实，这难道是
阿登纳可以改变的吗？如果不承认这个现实，肯尼迪和西方国家必然会与赫
鲁晓夫一起，指责阿登纳坚持冷战立场，阻碍东西方缓和；如果承认了这个
现实，也就等于承认联盟党向德国人保证过无数次的德国统一政策的彻底失
败。不论怎么做，阿登纳都不可能摆脱厄运，这并不是他造成的。
实际上，阿登纳自己也确实想解开与美国的这个结，修复德美关系。他
不能在公众面前改变他的立场观念，却在暗地推行一种“双轨政策”。 1958
年，阿登纳向苏联大使斯米尔诺夫试探给东德以奥地利式的中立； 19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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