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
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
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
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 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
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
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
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
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
各国一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
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
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
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克以克里斯蒂安·克
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
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
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特吕恩塞，
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1804 年出任大臣之前治
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
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
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
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看作国民，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首先转向英国。在他们看
来，在皮特的领导下，英国似乎已经把王室特权和宪法准则、党派竞争和维
持秩序与政府稳定，贵族优势和资产阶级野心、贵族利益和全国利益等等都
协调起来。勋爵们的“私囊选区”、“腐朽选区”①保证了皮特在议会里获
得多数，因而皮特也就迁就他们，但他并不同意他们的偏见。在他提名晋封
的九十五名贵族中，有很多“新人”，他们是银行和商业的巨头，他们使贵
族恢复了生气，并帮助贵族保持富裕生活和活动能力。由于伯克的缘故，这
种平衡和智慧的奇迹使得许多法国革命的敌人归附英国，尤其是象马莱·迪
庞和德·伊韦尔努瓦那些资产阶级和新教徒出身的人。甚至在法国亡命者中
间也有赞美英国的人。在德意志，亲英派在汉撒城市和汉诺威数以倍增是很
自然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完全受他们的支配。雷贝格和布兰德斯给施泰
因介绍了英国的思想，而施泰因运用它充实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们能在威
廉·冯·洪堡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找到这种思想的痕迹，因为他主张国家只掌
握警察和军权，而象在英国一样把其它各项管理职责都交给公民的自发组
织；在洪堡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使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贵族的保护之
下。
特权阶级中大多数人象憎恨“雅各宾派”一样地憎恨这些改革家；面对
着特权阶级的抗议，君主们动摇或退缩了。皮特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
没有摈弃早年的计划，但却把它推迟到后来再实行。在奥国，约瑟夫二世的
土地改革被利奥波德二世中止了，后者的继承人弗兰茨二世在1798 年终于
保留了封建义务和劳役。在里沃尼亚省①，保罗一世满足于使省议会通过某
些和缓农奴制的措施；在多瑙河各公国，他的特派专员吉谢廖夫也没有更多
的作为。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已经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修改弗里德里
希法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很快地放弃了他在1798 年考虑过的废止豁
免赋税等财政特权的改革计划。的确，他在自己广大的领地上坚决地继续解
放农民，并改革农业经济，但他不敢把这些改革扩展到领主们的领地上去。
普鲁士的贵族仍然垄断着高官显职。1800 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只有六百
九十五名出身平民。施泰因自己只在财政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他
甚至没有能够废除国内的关卡。
就这样，法国以外的改革家几乎和“雅各宾派”一样无能为力。只是拿
破仑的统治，或者说，是他的军队的猛烈冲击，才使旧世界得到更新。因此
法国一直成为欧洲帝王们和贵族的眼中钉。那不勒斯的玛丽亚-卡罗莉娜写
道：“我不同情，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同情法国人；我将永远把他们看成是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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