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我的妹妹和王族的凶手②,是一切君主的迫害者。”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
格把法国人称做“西方的匈奴”;英国的纳尔逊虽然不是出身于贵族,但也
轻蔑地把他们叫做“法国坏蛋”。执政府和帝国虽然日趋保守,也一直没能
使这些人显著地平息下来。关于反法联盟,过去惯用国家利益来解释,而将
整个这场大搏斗归结为一个均势问题,或者归结为如皮特所说的安全问题。
这个结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法国人的恶感从来没有妨碍过各国君主
在认为有利的时候同法国打交道;但尽管如此,各国君主并没有放弃顽固的
敌视态度,而且他们的亲信也一直公开表示他们对法国的憎恨。这是一个难
以衡量而又不容轻视的因素。只是为了安抚辉格党人,托利党人自己才公开
否认企图强加给法国一个由他们挑选的政府。1795 年12 月22 日,格伦维尔
在和平条件中包括了大赦亡命者以及归还他们的产业,这就透露了他的真实
思想。1800 年1 月,他在和平条件中又增加了一条恢复君主政体。这位高贵
的勋爵由于必须同共和派谈判而感到厌恶,因为他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正人
君子”。而皮特不得不容忍那个被他在1800 年2 月3 日称之为“革命彩票
的最后冒险家”的人,这对他也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二、思想的冲突
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必然会在思想界反映出来。权威和传统再次流行起
来,为数日增的作家和政论家公开地宣扬这些思想。有些人是从信念出发,
另一些人却由私利所驱使,因为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并为这个
目的而拨了一些款项。在那些人中,重要的是法国和日内瓦的亡命者,象里
瓦罗尔和巴吕厄尔方丈、德·伊韦尔努瓦和马莱·迪庞。在英国,坎宁由于
出版《反雅各宾》杂志而加入了这一行列。法国发生的事件通常都被用来对
人民进行恫吓。巴吕厄尔方丈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和共
济会的攻击。但是某些作家在反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中,把为传统思想提供新
的论据从而提高论战水平,视为一种个人荣誉攸关的事。
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因为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休谟而变得
保守、由于边沁而变得更加保守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曾想要重新树立权威和
道德习俗。这个学说的论点是:正象理性能够通过观察和经验而找出物质世
界的规律,并顺应这些规律而支配物质世界一样,理性也能够通过观察社会
生活,从而证实传统制度由于能长期存在而完全符合“事物本质”。在伯克
的哲学中,这种实用主义由于增加了从医学上借来的社会生机论而变得复杂
起来,这种生机论十八世纪在法国蒙彼利埃医学院讲授过,督政府时期由比
夏讲授过。它认为人是由自发的幼芽发展而成的,这种幼芽产生于一种被称
为生命的非理性的力量。同样地,伯克把社会看成是一种植物或动物,而个
人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而社会的权威是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而强加在他身
上的,他不能拒绝这种生存条件就象他不能拒绝身体的需要一佯。这种和神
秘主义混合起来的、有些类似浪漫主义的经验理性主义,从英国传到了德意
志,对雷贝格和布兰德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据说,早在1793 年就翻译了
伯克的《法国革命感言》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甚至梅特涅,都是从这
个思想学派中得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哲学的。
和这些思想非常接近的是路易·德·博纳尔和约瑟夫·德·梅斯特;1796
年,前者的《政权与教权论》和后者的《法兰西论评》同时出版。他们也把
个人放在从属于社会的地位,而且博纳尔也经常引据事物的本质,但他们都
用上帝的创造来代替生机论。主张专制和威权的博纳尔象醉心天主教教义一
样珍爱王政的传统;他认为上帝为社会安排的结构是永恒不变的。具有历史
感的约瑟夫·德·梅斯特,作为一个忠实的教皇至上论者,不大在乎世俗政
府的形式;在他看来,上帝满足于以其无限明智和灵活手段来保护这个社
会;因此,人必须在事实面前低头。
有时甚至连政治经济学也不免对崇高的理性进行攻击。马尔萨斯对当时
的英国加以观察,在1798 年他坚持认为,人类无限进步的概念只不过是一
种妄想;因为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努力,人口增长的趋向仍然比生活资料的增
长迅速得多。因此,有助于增加人口的一切社会改革只会产生加重祸害的恶
果;而只有疾病、瘟疫、饥荒和战争才能调整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
可是,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马尔萨斯,通过规劝穷人禁欲而找到了一
种解脱。然而传统主义的思想家一致认为,马尔萨斯对孔多塞和戈德温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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