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使这些人感到崇高的理由。然而，正是从这些社会成分中间，才能找
到抗法运动的领袖，也正是在他们中间才出现了例如“道德协会”这样的组
织。1808 年4 月这个组织在科尼希斯贝克建立，到1809 年计有二十五个分
会，七百多成员，其活动并不限于普鲁士王国，因为我们知道，卡尔·米勒
使来比锡的爱国者与这个组织建立了联系。表面上，这个组织也是属于文化
性质的组织：它是一个“为了提高公民道德的团体”；其实，它试图监督国
家官吏和公民，揭露和惩罚那些私通外国的人；它尽管得到国王的批准，然
而，大臣们却视之为敌对势力，施泰因斥之为“帝国秘密法庭”①的重现。
不难相信，这个组织最后可能成为人民起义反对拿破仑的核心。全民抗
战的思想导源于浪漫主义的激发；导源于歌颂原始的日耳曼战士，在赫尔曼②
率领下，在荒野的森林中抗击作为专制工具的罗马军团的文学作品中；导源
于通过席勒于1805 年写的关于威廉·特尔和属于日耳曼族的瑞士人的起义的
作品，《威廉·特尔》这一最优秀的作品已经成为民族遗产。这种思想还从
法国最近的历史中吸取了养分，它一方面使人回忆起旺代人叛乱的榜样；另
一方面又使人回忆起志愿军和救国委员会的榜样。然而，主要是西班牙的起
义使这种思想变得非常激昂，从1808 年7 月开始，报纸、小册子以及演讲都
在描述这一起义，争先恐后地加以称赞，并且得到各地政府的默许。由于渊
源复杂，这一起义受到各方面的赞同：贵族把西班牙人看作是忠诚的臣民，
民主派把他们看作是起来反抗压迫者的自由战士，而政治家则把他们看作是
赶来援助正规军的善良公民。
可是，全民抗战不可避免地与法国革命所传播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它唤
起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它鼓动人民要求把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授予他们将为
祖国战斗的人作为回报，它是作为新兴力量的象征出现的，如果国家通过取
消特权，解放了个人能力，并且借助大革命领袖拿破仑自己的武器来反对他，
那么国家就会取得这股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贵族和旧制度的各国政府终
于拒绝公开求助于民众。也因为如此，在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历史上又一次出
现了奥地利跟普鲁士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从一开始，爱国者按照他们各人
的出身，经历和宗教信仰，同时也按照他们的政治倾向，转向奥地利或者转
向普鲁士。具有天主教传统的奥地利，窒息了全部文化生活，蒙昧主义剥夺
了改革和群众运动的任何希望。相反，普鲁士总是自诩为准许一定的思想自
由，它已经公正地吸收一定数目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这些人来自德意志各地、
① “帝国秘密法庭”（Sainte Vehme）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惩治封建主和“土匪骑士”的法庭，到十五世
纪造成很大恐怖。西班牙的查理第五为皇帝时废除了这个法庭。——译者
② 赫尔曼（德语Hermann）即阿尔明（Armin，Arminius），约公元前17 年——公元21 年，后称阿尔明为
舍罗斯克（今汉诺威附近）人赫尔曼。赫尔曼曾率领日耳曼部落反抗罗马异族统治。公元9 年条陀堡森林
一役，予敌重创，歼灭三个罗马军团。——译者
接受西方的影响，并决心使社会和政府现代化。然而，浪漫主义激情却是在
奥地利找到了施塔迪翁伯爵那样的实践者，而在普鲁士，爱国运动的首领最
后竟为国王所屏弃。因此，非常激动人心的1809 年危机证实了德意志二元状
态社会矛盾所产生的令人沮丧的影响。
二、普鲁士
古老的普鲁士是由官僚统治的，它的军队则由贵族率领：要是换在别的
这类国家里，遇到1806 年的灾难，会归罪于官僚和贵族，很可能会引起一场
革命。的确，拿破仑是不会容忍发生这样一场革命的，因为，剥削被征服国
家的最简单方式是保留它的旧统治机构。由于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普鲁士
人不可能起来反抗；改革派就是从高级官僚之中产生的，并得到少数贵族和
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协助。其特点是这些贵族既是保守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
者，他们相当明白事理，察觉到必须进行国家改革，他们也有足够的道义力
量来贯彻他们的观点。假如说创立现代的普鲁士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直延
续到整个十九世纪，那么他们至少是开了一个头。
提尔西特的第二天，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又定居科尼希斯贝克。在沙恩
霍斯特和格奈森诺的领导下，一个委员会负责清洗整顿军队的指挥机关，他
们两个慢慢地又取得格罗尔曼、戈特曾和博于恩的帮助。另一个委员会的任
务首先是改组整个东普鲁士，在该委员会主席施勒特尔主持下，舍恩、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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