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和阿尔滕施泰因参加了这项工作。自从7 月10 日起，施泰因在拿破仑本人
的推荐下被召回来了，大概是因为拿破仑知道了他在被解职后路经柏林回来
因地区时，给法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于9 月30 日才抵达科尼希斯贝克，
随身带了他在夏天拟就的一项改革方案，就是著名的“纳索备忘录”。这些
改革家中有些人，如舍恩、施勒特尔、克劳塞维茨和博于恩等都出生于普鲁
士，但是，最有名的人物都来自德意志的其他地区：格罗尔曼是威斯特法利
亚一个地方官吏的儿子；戈特曾是弗兰科尼亚的伯爵；沙恩霍斯特原籍汉诺
威；格奈森诺原籍萨克森；施泰因出身于来因地区的帝国骑士。他们中间也
有一些出身普通家庭的人物，如：沙恩霍斯特的父亲是个副官；格奈森诺是
一个军官的儿子，在冒险事业中成长起来。普鲁士没有奥地利那么死板，又
被1806 年的激荡所解体，因而形成了德意志的一股民族活力。
由于出身和气质不同，这些人物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因此对于鼓舞着他
们的精神是什么，他们的事业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也就不
足为奇。一些人只把他们看成是开明专制的普鲁士传统的继承人；可是，由
于他们决心通过使人民参加革新事业来创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显然已突破
了这种传统的框框。不要忘记，容克们是激烈地反对他们的，国王本人也并
不喜欢他们。另外一些人却把他们视为德意志道德和宗教文化的代表，热衷
于把改革和民族历史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说哲学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对
他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同样确实的是他们的计划的某些特点更自
然地表明了西欧的影响。事实上，没有人会怀疑已经谈到的关于英国的影响；
也没有人否认施泰因阅读过孟德斯鸠的著作，并且大概了解重农学派的思想
及杜尔果与杜邦·德·内木尔①的计划。相反，在法国革命影响的问题上却引
① 杜尔果（1721—1781 年），路易十六时任过财务大臣，推行改革受到特权阶级反对而失败。杜邦·德·内
起了争论。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普鲁士，有些人对法国革命是很熟悉的：科
尼希斯贝克的警察总监弗雷在1808 年拟订整顿市政府的条令时，肯定已经读
过法国制宪议会的法律；而曾经递呈一份宪法计划给施泰因的西里西亚贵族
雷丁杰，也通晓西哀耶斯的著作。格奈森诺看来最明白可以从法国经验中吸
取什么东西。他说过：
“多少无穷的力量蕴藏在这个民族内部而没有得到发展和利用啊！当一
个帝国在虚弱和耻辱之中苟且度日的时候，一个恺撒或许正在最贫困的农村
推犁，而一个伊巴密农达②正在辛勤劳动，依靠双手糊口度日。”
不论他们对英国和法国多么注意，人们还是毫不困难地一致认为：他们
从来没有打算效法英国采用议会制度，他们也屏弃了法国大革命的精华，即
平等主义精神。在现代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农民应该参与国家生活，但是，
权力仍将留在国王手里；社会等级应该废除，但是，容克的社会权势仍将保
持。这是介于西欧国家和旧制度君主政体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创造，尽管它与
后者的关系比前者更为密切。
科尼希斯贝克政府的任务并不是令人羡慕的，一方面要跟达 律商讨安排
赔款的偿付，另一方面还要忙于恢复劫余的乡村，这样，农业改革就提上日
程。重建农庄，重新扶持饲养牲畜，为农民提供种子，甚至在象现在遭灾时
为他们提供食物，这副担子落到了封建领主身上。但是，领主自己的日子也
不好过。于是，对于他的抵押债务不得不给予宽限或者延期。在领主的心目
中，最简便的办法是把遭到蹂躏的农民的份地和他自己的领地重新连成一
片，而使这些农民沦为短工。由于法律禁止夺佃，领主要求废除“农民保护
法”①，而自己反过来却不付出任何代价：农民仍然是“仆从”。官员们的看
法却不是这样，他们深受亚当·斯密和杨格学说的熏陶，特别是舍恩，表示
赞同大规模经营，决不反对废除“农民保护法”；但是，自由经济的首要原
则是废除封建制度。尽管王室允许资产者以个人名义购置土地，并且在王室
领地上比较彻底地废除农奴制，使承租领地的佃户改为土地所有者，然而，
它还从来不敢触动容克土地所有制的垄断权，不敢打击划分等级的制度，也
不敢干预领主庄园的内部事务。
现在王室抓住了这个机会，而这就是1807 年改革的重要性所在。一方
面，王室以取消农民的“仆从身份”作为废除“农民保护法”的交换条件；
另一方面，它允许资产者和农民占有土地；王室在取消了对贵族的削贬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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