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经营商业，但是首先应该基本上还是农业国。这些反对派明确地指出：如
果受贸易和金融方式的支配，公民们就会把积蓄作为终身年金存入这些机
构，把总是不稳定的动产财富放在首位：这就不会再有大家族和阶级，从而
势必慢慢地破坏君主制度的基础。这是一些能够诱惑拿破仑的理由，尤其是
在这个时候。然而拿破仑的睿智豁达占了上风，他主张折中的办法：决定私
人如果进行商业交易而签署了期票，那么他就可被视为商人处理。
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主要是最后两部。这两部法典于1810 年开始实施，
就在这个时刻，4 月28 日的法律又一次改组了司法机关，赋予它以后保持很
久的形式，唯一的例外是这个法律所赋予区首府以外各市长的违警管辖权，
不久就被剥夺了。这一法律规定了任命法官的方式和条件，以及有关他们的
纪律；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又进行了一次清洗：巴黎上诉法院的三十一名法官
被清洗了八名。这些变动似乎并非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但是司法部门人事
构成的变动也和其它部门一样，朝同一趋向演变；在贝藏松，旧高等法院的
两个院长和五个法官又进入了法院。不管怎样，革命人士在司法部门更好地
保持了他们的权力，因为司法人员是终身任职的，只有几次清洗是例外的情
况。
镇压机构还在加强。检察院得到确定的组织形式；预审完全是秘密进行
的；保安法官没有了，起诉事务集中在检察长、总辩护官和预审法官的手里；
郡守又取得了任命判决陪审团的权力；起诉陪审团取消后，它的职能转移给
上诉法院中的一个法庭。特别法庭以“普通特别法院”名义保留了下来；但
是只有军人充当法官了；此外，在陪审团暂停时或镇压某些重大罪犯时，还
设有“非常特别法院”；在1810 年这一年出现了“海关特别法庭”。按照宪
法规定，元老院还能以有损国家安全为理由而撤销陪审团的判决；1813 年，
元老院把刑事罪法院已经释放的，被控告走私的安特卫普市长移送到一个特
别法院。至于刑法，虽然不恢复拷打酷刑，但恢复了烙面、枷刑、对弑父母
罪犯的砍手刑，以及剥夺全部公民权。
尽管加强了刑事制裁，帝国和执政府一样并不单独依靠它，而是更依靠
行政镇压措施，也就是说依靠警察。先是在大臣富歇，以后到1810 年在大臣
萨瓦里的领导下，由负责各“警务区”的参政官执行；自1808 年起，还在都
灵、佛罗伦萨、罗马和阿姆斯特丹等地派驻总督导官。中央集权化没有向前
推进得很远。各郡守因为并不只是听命于富歇，所以能保留自己的职权。各
参政官和督导官都直接与皇帝通信联系，巴黎警察厅长杜布瓦（1811 年由帕
斯基埃继任）也都如此。宪兵队有自己的长官，和警察相互竞争；1808 年下
卢瓦尔郡的郡守指出：他们自命“是武装的法官，负责监视所有的文官”。
在皇帝的心目中，理想的制度是对任何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都有一份包括
最近情况的案卷。富歇已经编制了一份舒安分子的名单；拿破仑想制订一份
全帝国的“个人表现和德行的统计资料”。他了解很多情况，但并非能洞察
一切；郡守们本来最可以向他提供有关私人生活的情况，可是他们一般都很
谨慎。告密者和拉瓦莱特的书信检查局依然是收集情报的主要手段。
警察局更为可怕，因为他们可以任意拘留，私设公堂；除了监狱之外，
警察局还利用疯人院。诗人德索盖斯因为在1804 年曾擅自发表了一首著名的
讽刺短诗（“是的，伟大的拿破仑——一条伟大的变色龙”），圣路易的一
名住院实习医生富尔因为在1804 年12 月5 日颁发鹰徽时曾高呼：“不自由，
毋宁死！”两人都被当作疯子而监禁起来。全国人人自危，而军需供应商拉
萨尔不但已被皇帝取缔买卖，而且还不经审判就被捕下狱。即使一旦被释放，
事情也并未了结：很多人被指定住所并受到监视。最后，1810 年3 月3 日的
一个敕令恢复了“国家监狱”，并规定监禁必须根据大法官，即司法大臣和
警务大臣的提议，由枢密委员会下令执行；但实际上是很少去征求他们的意
见。在拿破仑的眼里，行政拘留不仅是用来扼杀反抗力量，而且当陪审团受
到恫吓或缺少法律上的证据时，还要用来惩罚违反普通法的罪行。难怪人们
说到“政治犯”，无不谈虎色变，对于警察无法无天、滥用职权，也是看得
清楚无误的。下卢瓦尔郡郡守指责宪兵进行欺诈、勒索甚至谋杀的行为，他
宣称：人们对宪兵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很难提出证据来反对他们”。郡
守们自己对有势力人物的要求也只得让步， 1808 年，旧军官德斯皮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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