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德·圣吕克准将只根据市长，即他自己的债务人的口头命令就在索姆郡
被捕。因此，1810 年的敕令指令对各监狱每年进行一次检查。但并不是所有
的监狱都受到检查，而皇帝也只审阅一部分案卷；1811 年，在被提出审核的
八百一十个犯人中，皇帝释放了一百四十五人；1812 年，在三百一十四人中
释放了二十九人；1814 年估计有二千五百名囚犯。至于元老院负责维护个人
自由的委员会，它并不主动要求调阅囚犯的名单，而只是在接到请愿书后才
进行干预；1804 年，委员会在一百一十六名请愿者中使四十四人获得了释
放；富歇的消极抵抗很快就使委员会感到沮丧。总之，从1800 年到1814 年
法国生活在嫌疑犯法律①的制度下；但是拿破仑注意在执行时不要扩大化，他
明白恐怖如果只打击一小部分人就不会引起反对，而且也不会因此而影响其
效果。
能说会写的人特别引起注意。法兰西科学总院曾如此信赖拿破仑，也未
能得到宽待；自1803 年起取消了政治和伦理学部；1805 年拉朗德重印了马
雷夏尔②的《无神论者字典》之后，皇帝谴责他“老迈昏庸”，并且禁止他出
版任何作品；夏托勃里昂就任法兰西科学总院院士的演说词（其实已禁止他
宣读）激怒了拿破仑，拿破仑威胁要取缔语言和文学学部（即革命前的法兰
西科学院），斥之为“一个讨厌的俱乐部”。每个沙龙里都有警察局的密探，
院士艾斯曼纳尔也是其中之一。至于律师，拿破仑憎恨他们：“这是一伙肇
事分子，是罪恶与叛逆的祸首..我想把那用来反对政府的律师舌头割下
来。”1804 年，他强制律师向法庭申请注册；直到1810 年12 月14 日他才
又准许他们选出律师公会会长和一个纪律管理委员会；即使那样，他们还是
只能向检察长提出候选人，法庭也还是有权惩处他们。
拿破仑同样地讨厌“印刷品，因为它诉诸舆论而不诉诸当局”。他写信
给欧仁说：“必须印刷得很少，越少越好。”从1805 年开始，各报必须向警
察局呈报帐目，并缴出三分之一的收益，以支付负责监视它们的政府代表的
薪俸；1807 年夏托勃里昂的一篇文章使得《信使报》遭到取缔；1810 年8
月决定每郡只许有一种报纸，因此一百多种报纸停刊了；10 月，萨瓦里迫使
巴黎的报刊减少到四种，其中还包括《政府通报》；1811 年2 月，这四报之
一的原《论辩报》从贝尔坦兄弟的手中夺了过来，因为他们有私通英国的嫌
疑，该报改组为合股经营，警察当局取得了三分之一股份，改名为《帝国报》；
9 月，《巴黎日报》和《法兰西报》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为了控制书籍的出
版，1805 年再次强制印刷商领取可撤销的个人执照并宣誓效忠；警察当局可
以随意决定没收他们的印刷品；富歇在他原有的新闻局外，又增设了一个咨
询局，进入该局的有勒蒙泰、拉克雷泰尔和艾斯曼纳尔。
正式的书报检查可能比警察专断的行为较为可取；1810 年2 月5 日，皇
帝终于决定建立正式的书报检查制度；他成立了出版管理署，首先委派波塔
利斯的儿子主持，然后是前郡守波默勒尔，并设立了一些“帝国检查官”，
其中包括一个神学家；在外省则郡守仍有检查书报的权力。与此同时，巴黎
的一百五十七间印刷所关闭了九十七间；最后，书商也得领取执照并宣誓效
忠。正如可似预料到的那样，书报检查当局利用职权来掩护自己的武断行为，
并恣意滥用职权：它不仅表现在维护“高卢主义教会”、反英和多疑时达到
荒谬的程度，而且竭力假装正派，深恶痛绝它所不喜欢的文体，例如历史小
说之类。1811 年12 月，拿破仑为此大为生气：书报检查应只限于取缔诽谤
文字，“在其它方面应准许自由议论”。这个训斥产生了效果：1811 年将近
百分之十二的手稿被禁止出版；1812 年这个比例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在这
① 嫌疑犯法律是1793 年9 月17 日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律，是雅各宾专政的重要恐怖措施之一。——译者
② 西尔万·马雷夏尔（1750—1803 年）在1789 年革命前已是有名的无神论者、诗人、政论家，大革命期
间先后加入过“社会小组”、艾贝尔派，反对过罗伯斯庇尔；1795 年加入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运动，《无
神论者字典》是他主要著作之一。——译者
一点上，拿破仑又比他的属下人员显得更为开明些，事实上这对他来说是轻
而易举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保持了开明专制的最优良的传统。但是，政府依
然反对阅览室、租书店，尤其是反对卖书的小摊贩：因为它认识到历书和通
俗彩画的重要性，并且也不放过识字课本。元老院也设有一个维护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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