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毫不起作用。至于戏剧界是各派常易发生冲突的场
所，也不能幸免。1805 年拿破仑要求富歇“从公众道德上”对莫扎特的《唐
璜》发表意见，而布里福写的《唐桑切》由于西班牙战争而不得不把剧名改
为《亚述的尼纳斯》。
总而言之，帝国政府发展并改善了执政府工作，同时也加强了执政府的
专断性。公众的任何自由权利不复存在，但信仰自由除外，因为宗教的不容
忍势必使国家失去优秀的公职人员，从而会有损于国家；而且还不应该攻击
众所共奉的宗教，不应该公开主张无神论或参加分裂的“小教会”。帝国政
府的专制并不使刚刚经历过旧制度和革命风暴的法国人感到十分惊讶；再者
他们知道其它国家处境几乎相同。帝国政府所独具的特色就在于机构简单，
能迅速调整机器：这种特色要归功于大革命，因为大革命扫清了旧制度的各
种混乱的机构和种种特权，才有可能建立新的机构。
二、财政与国民经济
金钱是战争的命脉，何况路易十六的先例已经证明，国家财政的一次危
机可能对政权是个致命的打击。开明专制君主的模范弗里德里希二世对财政
就一直非常小心；他比较喜欢间接税，因为间接税较易征收，能提供更正规
的收入，也更受统治阶级的欢迎。拿破仑也是这样干的。从1804 年到1812
年他减少了土地税和动产税，这样做对他有利之处是把立法院的同意权沦为
纯粹形式。此外他准备合理地分派土地税，最后于1807 年着手编制地籍册，
这就满足了1789 年陈情书中的主要要求之一；拿破仑为此项工作花费了五千
五百万法郎，但能完成此项工作者不超过五至六千个公社。
一开始，戈丹就曾向拿破仑建议恢复消费税；但是这种税收是如此不得
民心，以致拿破仑在1804 年从前不敢冒险恢复它。共和十二年风月五日（1804
年2 月25 日），设立了“综合消费税局”，由南特的弗朗塞任局长。首先开
征饮料税，税率不高，但必须要有库存清单；在国家的许可下，大革命前承
包捐税的“酒窖耗子”恢复了他们的职能；征税方法有所改变，税率于1806
年和1808 年有所增加。1806 年又增征盐税以弥补取消了的中途转运税。在
增加了烟草税之后，1810 年终于恢复了烟草专卖。这一年，“综合消费税”
的收入似乎明显地超过直接税的收入，关税还不计算在内。人民的不满情绪
十分强烈，激起了不止一次的骚动。另一方面，有产者可以察觉到直接税的
减轻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国家的一部分支出转移到了地方预算的项目上，譬
如一部分的宗教经费、土地清查、运河、乞丐收容所等费用；1810 年郡守的
一半薪俸也转由地方负担。把百分之一附加税加起来，北滨海郡在共和九年
缴纳了二百四十八万九千法郎，在1813 年付出了三百四十二万三千法郎。为
了使各公社的市政府能生存下去，还必须增加入市税。另一方面，大量部队
来往调动需要安排住宿，不止一个郡守——例如莫莱——恢复了修路徭役。
尽管拿破仑表现得十分节省，总的说来他还是增加了法国人的负担。负担增
加的原因很少是由于民政支出；各郡公用事业领到的经费是这样少，以致公
路、学校和救济事业均进展很少；北滨海郡由于缺少经费不得不削减开支，
因而把大量纸张都费在一再抄写缩减各项计划方面。从1807 年开始，大约有
三千五百万法郎用于公共工程；但是受益地区很少。法国人负担增加主要是
由于皇室经费、宗教经费、国债，而最主要是由于战争，因为尽管敌国分担
了颇大一部分战费，战争始终要耗费至少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收入。
虽然说国库由于1806 年的改革而避免了以前历届政府的危险，然而国库
从来都不是宽裕的，因为无力举债：这就是法国的财政与英国的财政的主要
区别，这个区别比1789 年以前更明显。惟有还债金库得以发行几百万公债
券。虽然还债金库有很可靠的收入，虽然拿破仑为荣誉军团，为了购置元老
院议员庄园，以及为了他所赏赐的那些不得出让的世袭恩赏等而购买了这种
公债的一大部分——以致1809 年在五千八百万公债中只有三千三百万留在
私人手里，而公债市场也一直在受限制，——但是这项公债的行市依然很低，
销售势头疲软。因此，只好采取各种临时办法：增发证券；铸造了一些货币；
1807 年和1810 年为军费先是提供了八千四百万，后来却提供了四千五百万。
最受欢迎的办法依然是把供应商预付的款项作为专款使用，而让他们等待一
个时期才能获得收益，这是旧制度的老方法了，它引起高利货投机活动和贪
污行为，或引起以清查为借口而推迟核算帐目。政府不时地通过分发还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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