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也兼办学校，原以忏悔祈祷为宗旨的两个新建立的修道会，一个是女会
长波斯泰尔的“慈悲修女会”，一个是女会长巴拉的“圣心圣母会”，也同
样在兼办学校。专以教学为业的女修道会为数也不少。据1808 年的调查，共
有二千多个学校和一万六千多名修女。至于不属于隐修院的修道会和慈善
会，波塔利斯决定，共和十二年的法令不涉及它们。譬如苦修会在整个南方
都重新出现了；圣母会在巴黎有了发展，并在外省设立了分会：波尔多和里
昂便是如此，安培②在那里成了一名热忱的新皈依者。
总的说来，主教们是感恩戴德的。1806 年，他们甚至甘心接受由贝尼埃
和波塔利斯的秘书达斯特罗方丈编写的《教义问答》，拿破仑曾亲自参予此
书的编写工作：书中关于基督教徒的义务有很长的一章，载明对皇帝应服从、
纳税和服兵役。有些人，象贝尼埃积极效忠到这种地步，竟要成为警察的助
手，因为富歇曾写信给他们说：“你们的职责和我的职责之间有很多联系。”
另外一些人则相反，象在鲁昂的康巴塞雷斯的兄弟和圣布里厄的卡法雷利那
样，对他们的过分的要求，显得令人难以忍受。大多数主教利用了他们谨小
慎微的态度，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各郡守知道自己最后难以抗衡，所以他
们看成是大势所趋，只得如此：在马赛，蒂博多向尚皮翁·德·西塞征询关
于官员人选的意见。主教的权力由于得到官方的“高卢主义”的保护，不再
事事听命罗马教皇而加强起来，又由于教务专约规定低级教士（只有所谓本
堂神甫例外）应无保留地服从主教，而更为加强。然而思想上的统一远未实
① 帕卡纳里是意大利神甫，1797 年创“忠信神甫会”，搜罗已被解散的耶稣会士，所以帕卡纳里派实际上
是改头换面的耶稣会士，1814 年后纷纷回到耶稣会。——译者
① “仁爱会”是十七世纪由味增爵（1576—1600 年）创办的女修会，以办理慈善事业为标榜。——译者
② 安培（1775—1836 年）物理学家，为了纪念他的贡献，电流强度的单位就命名为安培。象这样的科学家，
在宗教信仰上却表现如此，可见当时修道会的影响。——译者
现，而且宪政派教士仍然受到歧视。在贝藏松，大主教勒科兹经常和他那些
受到过去顽抗派教士挑唆的神甫和修士们争吵；起初有些本堂神甫也不甘心
世俗化，事故不断发生；最后，绝大部分的教士还是忠于波旁王朝，而这一
点往后也能看得很清楚。至于他们对人民的影响是不能以教会在物质上的改
进来衡量的；在很多地区，人们对宗教依然表示冷淡，而在城市里，总是有
一批观众为《哀狄普》或《伪君子》鼓掌喝采。①何况有理由相信拿破仑并不
一定要法国重新深信基督教；他作出了这些安排是为了掌握臣民中最听神甫
的话的那些人：他所需要的无非如此而已。
与教皇的冲突使这项政策没有完全成功。冲突的起源不是宗教的原因，
尽管庇护七世在“组织条款”问题上，尤其是对在意大利王国里的僧侣所实
行的政策问题上，指责皇帝，但如果教皇不同时也是一个世俗的君主，那么
双方就可能永远不会破裂。但是破裂使拿破仑再次产生象罗马皇帝那样统治
全部神职人员，并把罗马主教沦为附庸的奢望；这样，1810 年2 月17 日元
老院决议案把四项条款的声明立为帝国法律，拿破仑在参政院中也宣称，他
将“恢复历代皇帝一直拥有的批准对教皇的任命的权利”，并要求“教皇登
位前须在法国人的皇帝面前宣誓服从四项条款”。“教皇们不得再提出蓄意
反叛的荒谬要求；这些要求过去曾经为人民带来不幸，为教会带来耻辱。实
际上他们什么也不肯放弃，而且今天还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主宰。”
庇护七世被囚禁在萨沃纳；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们已被带往巴黎，由于
二十七名红衣主教中有十三名拒绝参加皇帝的婚礼，皇帝把这些“卑劣的”
红衣主教流放了。这样就不可能圆满执行教务专约。自1808 年起，教皇为新
任主教授职的祝圣通谕已不完全符合教务专约规定的程式，甚至参政院也拒
不认可。随后变得完全无法填补主教的空缺；皇帝命令被任命的主教径自去
管理他们的教区；红衣主教莫里接受了巴黎教区，多斯蒙接受了佛罗伦萨教
区。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权宜办法。1809 年，一个教会的委员会发表了意见：
如果教皇由于一些世俗的理由推迟任命一名主教，那么大主教就可以任命一
名主教；但是这个委员会拒绝作出任何决定，而建议召开一次全国主教会议。
1811 年，第二个教会委员会同样得出必须召开全国主教会议的结论。随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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