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问题。
国1 亿卢布以应军需的承诺，才敢于在1877 年4 月对土尔其正式宣战的。俄
军取得节节胜利之后，俾斯麦却转而支持英奥立场，胁迫俄国作出让步，签
订《柏林协定》。“东方危机”中俄国并没有能通过这次所谓的“援助斯拉
夫兄弟”战争进入巴尔干地区，仅仅从土尔其取得亚洲的阿尔达罕、喀尔斯
和巴统地区；反倒是英奥达到预期目的，英国得到了塞浦路斯岛，奥匈帝国
则取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占领和治理权。
柏林会后，俄国因俾斯麦落井下石，翻覆云雨，对俾斯麦政策发动激烈
指责，德俄关系骤然紧张。俾斯麦又转而采取了新一轮的步骤，以巩固他的
反法中心阵地。他暂不理会亚历山大二世不断施加的压力，反与和俄国矛盾
已深的奥地利结盟，说服安特拉西签立了针对俄国及其盟友的“德奥军事同
盟条约”。回到柏林，俾斯麦又向各方隐瞒条约的真实内容，在回答俄使的
询问时，他把维也纳之行说成是警告奥地利不要对俄抱任何敌对情绪。与此
同时，俾斯麦又做出了要和英国谈判的姿态，指使驻英大使明斯特会晤英首
相比康斯费尔德，就关于在德俄冲突时“英国将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进行
磋商。德奥同盟以及柏林——伦敦往来频繁的消息迅速传到克里姆林宫，亚
历山大二世神经格外紧张，不得不指派主张德俄亲善的沙布罗夫从内定的驻
君士坦丁堡大使改任驻柏林大使，并要求他：“通过与德缔结协议，为俄国
取得必要的支持。”这样，俾斯麦以迂回外交的方式纵横掸阖，迫使俄国又
乖乖回到了三皇同盟的轨道。
待沙布罗夫见得俾斯麦，以沙皇的名义向德国的宰相声明，俄国今后的
政策仅仅是防御性的，除了执行柏林条约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之后，俾斯麦
眼见成功在即，立即通知明斯特，结束了同英国的谈判。1881 年6 月，三皇
协定续约，德奥俄三国又恢复同盟关系，在东方危机和柏林会议上一度失衡
的大陆政策，又重新回归原先俾斯麦的既定轨道。1884 年3 月，三国在柏林
举行会议，决定三皇协定又续定三年。通过俾斯麦，欧洲各国都见识了德国
人的外交手腕。
新闻报业在那个时代已经相当发达了，舆论、报纸不断地向人们传达各
种各样的信息。政府的各项政策通过报纸的评论而为人们所熟知。阿登纳正
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对外交政策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思考，他认为俾斯麦的
外交政策“聪明而有远见”。实际上，在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谁不佩
服俾斯麦的外交呢！
父亲是政府职员，因而常常把一些政治问题带回家里同几个儿子讨论。
在外交上，一家人几乎一致对德国的纵横稗阖予以肯定，但俾斯麦的内政问
题却常是家里争论的焦点。老康纳德十分尊敬俾斯麦，几乎对宰相所有政策
表示理解和维护，但年轻的儿子们则不然，阿登纳虽然年少，却常常振振有
词，尤其在对俾斯麦《反社会主义非常法》①问题上，父子之间经常意见相左，
争论不休。从1881 年开始，社会民主党在议会的选举中不断获胜，1881 年
取得12 个议席，1884 年又得24 席，工人领袖辛格尔以及倍倍尔、威廉·李
卜克内西等的声望一天比一天高。阿登纳和他的哥哥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力量
的壮大恰与俾斯麦对工人运动的无情镇压有关，同时，他们也向父亲指出这
项法令有违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阿登纳清楚记得在圣诞节时流传着许多
① 反社会主义非常法（sozialistengesetz），是1878 年俾斯麦制定颁布的一项反工人运动的法令，1890 年废
除。
照片，照片上印着来比锡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自己家里圣诞树下被捕的场面，
阿登纳认为这是残忍而野蛮的行为。这种看法左右了他的思想，并随着时间
的流逝日渐加深。至死他都对《非常法》深表遗憾，认为是俾斯麦一生中两
大错误之一。
阿登纳认为俾斯麦的另一错误是在70 年代为打击天主教徒和中央党而
发起的文化斗争。少年阿登纳曾听人讲在艾弗尔山区②的有些天主教教士不得
不穿上蓝色的劳动服，化装成农民，走村窜寨，为找个仓库做弥撒，以防宪
兵发现。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内政气氛。伸斯麦意欲打击天主教旧势力，
缓解国内宗教矛盾，可这一举措反而加剧了国内宗教矛盾，影响了以后党派
政治的发展。尽管少年阿登纳当时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一种感性认识
的基础之上，但这种认识左右了他日后的政治倾向，午餐桌上的争论可以算
作他政治意识的萌芽。
在中学毕业之前不久，老康纳德就告诉阿登纳，家里没有足够的钱供他
上大学。阿登纳尽管内心失望，却异常平静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中学一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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