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大为增进。1952 年11 月4 日，美国举行了新一届总统选举。结果是共
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取得了胜利。这样，阿登纳最为关心的一
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否会继续贯彻民主党和属于该党的杜
鲁门总统所制定的现行欧洲政策？
在艾森豪威尔没有当总统时，阿登纳曾经见过他两次。第一次是在1951
年6 月，艾森豪威尔作为北约组织最高司令官访问过联邦德国，阿登纳接见
了他。第二次是1952 年5 月，艾森豪威尔因御任前来向联邦总理阿登纳辞行。
当然，在公开场合中，阿登纳对艾森豪威尔大加赞扬，说他在担任北约
组织最高司令官时坚决顶住了苏联压力并促进了欧洲各国的团结，这两次会
面也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但是，这一时期在美国和欧洲流行的一些论调却
使阿登纳感到有些担心。舆论界屡屡称美国新政府对苏俄和欧洲将来采取一
种不同于杜鲁门政府的态度。考虑到美国政府可能会立即接受与苏谈判，以
消除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它对欧洲、对联邦德国的关切心情将会消失。
阿登纳决心接受杜鲁门总统时期发出的访美邀请，尽快将白宫易主之后德美
关系的核心确定下来。艾森豪威尔就职后，又重申了这一邀请。
1953 年2 月，美国新任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安排了一次到欧
洲各国的巡回访问，其目的是实地考察欧洲政治形势的现状，以便于尽快确
立美国新的对欧政策。阿登纳把杜勒斯此行看得极为重要，一方面他想通过
杜勒斯对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态度，了解美国新政府对欧洲政策
的新立场，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将其作为协调德美立场和密切两国关系的重
要契机。这将有利于他安排确定访美事宜。
杜勒斯后来把这次访问看成是他与阿登纳终身友谊的起点。阿登纳和杜
勒斯都是属于不太能与人亲近的一类人，他们都冷漠、坚定，在待人接物方
面有时甚至有些僵硬。但是，在交谈过程中对对方敏锐政治洞察力的钦佩使
他们从一开始就互相喜欢并且相互尊敬。这种友谊在以后两人交往的岁月中
大为加强，也极大地促进了德美关系的进一步密切。由于两人都笃信基督教，
有人曾说，“把他们联结起来的最强大的纽带，也许是他们对上帝的忠实信
念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憎恨。”这种说法也许有它的道理，他们都从宗教信
念出发厌恶无神论，反对共产主义，他们的名字以坚决的反苏斗士而并列在
一起。在两人认为是最关重要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各自国家如何取得最佳地
位来对付苏联人的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往往不谋而合。阿登纳很早就发现，
同美国政府打交道远比同英法打交道更富有成效。1954 年，在法国否决了建
立欧洲军计划之后，阿登纳告诉杜勒斯，他发现美国是联邦德国最可靠的盟
友；而杜勒斯的批评者们也宣称，出于同德国领导人个人的友谊，杜勒斯使
美国国务院实际上是在为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效劳。
在杜勒斯1953 年2 月首次访德期间，阿登纳为他作了详细的安排，使杜
勒斯在联邦德国停留期间尽可能多地与德国各党派政治家会晤，听取他们的
广泛意见，并向他们明白无误地阐明美国的政治态度。杜勒斯向阿登纳交了
底牌，美国的欧洲政策是由美国的利益所决定的，而美国的利益在于欧洲的
统一和加强，艾森豪威尔总统交给他的特别任务是，再次促使欧洲防务集团
燃起“生命的火花”，美国希望联邦德国尽快作出表示。
1953 年3 月19 日，阿登纳终于争取到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在
联邦议院的三读中，以多数获准通过。这算是可以作为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
答复，有了这个作保证，阿登纳把他的访美行期确立在1953 年4 月初。
阿登纳首次访美相当及时，刚好是在1953 年3 月5 日斯大林去世后引起
国际关系捉摸不定的时刻，也刚好是在艾森豪威尔确定其政治战略的时刻。
此行对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德美特殊关系的形成意义非同一般。
1953 年4 月2 日，阿登纳乘“合众国”号客轮从勒阿弗尔港启程赴美。
“合众国”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客轮。由于在第一、二天遇上了暴风雨，
足足经过了五天的航程方抵达目的地。
4 月6 日，“合众国”号抵达纽约港。港内汽笛齐鸣以示隆重欢迎，从
而代替了会令人尴尬的礼炮鸣放，因为这时联邦德国的地位还是一个被占领
国。行前，阿登纳并不期待通过这次访问能缔结协定，或得出什么明确结论，
因为前不久法国总理梅耶、外长皮杜尔以及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华盛顿的访
问均未能取得重大成就，他只是希望能与美国政府逐一讨论双方特别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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