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半个小时，那个男人又来了。他看了好久熟睡着的孩子，然后从公文夹里拿出几张照片，问道：
“趁我记下您叔叔地址的时候，请您看一下，照片上有没有您的东西。轰炸之后，找到了您家的一些东西；您知道，碰上这场灾难，哪怕是一只皮箱也多少能帮您点忙呀。可以卖掉些东西，给孩子买些最必需的物品。我们当然要尽力在您出院前把一切都准备好，不过，总还是…”
“弗兰茨·帕肯宁，斯德哥尔摩，古斯塔夫·格奥尔格大街，25号。”
“谢谢您。您累不累？”
“有点累了。”凯待回答说，因为在照片上离她家废墟不远，沿着马路整齐地放着的箱子和盒子中，她一眼快认出一只大手提箱，她是绝不会把它和别的箱子搞况的。平时埃尔温的电台就藏在这只箱子里。
“您仔细看看，我马上就跟您告辞。”那男人一边把照片送到她面前，一边说道。
“没有，”凯特答道，“这儿没有我们的箱子。”
“好吧，谢谢。那么，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收到皮包里，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过一两天我再来看您，告诉您我奔走的结果。手续费我还是要拿的，这年月，毫无办法！不过收费很少很少……
”
盖世太保区分部的侦查员立刻把凯特的指印送去鉴定，原来凯特看的那张照片事先在实验室已经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药剂。从安装在手提箱里的无线电台上也已经取下了指印。结果是；装有电台的手提箱上是三个人的指印。侦查员紧跟着又向帝国保安局第六处发函索取有关瑞典籍人弗兰茨·帕肯宁的生活经历及其活动情况的全部资料。
作者：[苏]尤里安·谢苗诺夫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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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945年2月18日１２点17分
艾斯曼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很久。他倒背着手，步子走得很快，总觉得缺少一种很习惯、很重要的东西。这种感觉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想总是开小差，所以终于没意分析透为什么施蒂尔里茨受到怀疑这个使他伤脑筋的问题。
忽然呜呜地响起了使人感到厌倦的空袭警报汽笛声，这时艾斯曼才终于明白了，他感到缺少的是敌机轰炸。因为战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寂静无声倒使人觉得危险，可以引起人们更大的恐惧和不安。
“感谢上帝，”当汽笛呼号一阵，住了声，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后，艾斯曼心里这样想道。“现在可以坐下来工作了。马上大家都要走了，我可以安稳地坐在这里考虑问题，谁也不会再来找我提一些愚蠢可笑的问题和稀奇古怪的推测了……”
艾斯曼在桌旁坐下，开始翻阅基督教新教神甫弗里茨·施拉格的案卷，他是因叛国嫌疑在1944年夏天被捕的。决定逮捕他之前曾有两个人告密，一个叫巴尔巴拉／克莱因，另一个叫罗伯特·尼采。这两个人都是施拉格教堂的教民，他们在告密信中说，施拉格传道的时候，号召大家要与所有的民族和睦团结，他还谴责战争的野蛮，杀人流血的丧失理性。经过客观的审查，发现这位牧师曾与现在
侨居瑞士的前首相布吕宁会过几次面，早在二十年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好，但是，尽管在德国和瑞士都做过仔细的调查，而他的案卷里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朗牧师与侨居他国的首相有什么联系。
艾斯曼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施拉格牧师被弄到情报部门来了？为什么没把他送到盖世太保去呢？为什么施伦堡的人对他这么感兴趣呢？最后他在案卷中一个简短的附件里为自己找到了这些疑问的答案，附件上写的是：在1933年牧师施拉格曾两次出国参加和平主义者大会，一次去大不列颠，另一次去瑞士。
“原来他们是对他的关系感兴趣。”艾斯曼终于明白了。“他们想知道，在国外他与什么人有过接触。所以情报部门的人才把他弄来交给了施蒂尔里茨。可是施蒂尔里茨又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案子交给了他，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艾斯曼翻阅完了案卷．审讯记录简短扼要。他本想做些摘录，使自己的结论有根据，有论证，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可摘录的。审讯的方式也不像施蒂尔里茨平时采用的那样，毫无精彩之处，完全是老一套，而且直来直去。
艾斯曼给专门资料卡片库打了个电话，索取了1944年9月29日联队长施蒂尔里茨审讯施拉格牧师的录音。
“我想提醒您：您是位被捕的人，而对一个落入国家社会主义法网的人来说，想从这里出去，再度过上正常的生活，从事过去的活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法网的使命就是惩治罪犯，保护人民免遭横过暴行。而且您的亲人们也不可能再过正常的生活。我附带说明一点，如果您同意：第一，您自己认罪，而且还要揭发教堂里其他对我们国家不忠诚的分子；第二，今后为我们效劳；那么上面讲的那些不可能的事就都有可能了。您接受不接受这些条件？”
“我要考虑考虑。”
“您需要考虑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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