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一个小时那是宝贵的。”缪勒心里反复念叨着。“他们怎么能让施季里茨迟迟不发情报呢？每一分钟里都孕育着意想不到的事，手指必须把握住病人的脉搏。为什么联系要中止七天？也许他们寄希望于联络员，而且他们害怕，如果让施季里茨采取可能失败的主动行动将会危害到他。假如我今天把施季里茨抓起来，把所有电报念给他听，证据确凿，我再要求他为我工作，又会怎样呢？如果他拒绝，我可以便用刑法让他同意，或者使他精神失常。很可能出现后一种情况。恩，好吧，就假设他终于被征服，于是他要开始工作。不过现在他已经在为我工作，只不过是盲目的，那我为什么这样神经质呢？”
缪勒很会把握自己的思路，他清晰地想象出说话时不同的语调和姿势，不过他往往把标点符号搞错，他不清楚，哪里该使用冒号，哪里该使用破折号。
忽然他的思路在“神经质”这个词上卡住了。天哪，这是个多么古老的词呀。在祖母那里他最后一次听到这个词。她总是对大家说她的神经系统不健全，但家里人只是一笑了之。一字不识的老太太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术语呢？
起初缪勒听到自己短促的笑声，然后听到对自己做出的答复：“你惶惶不安是因为施季里放必须动身去瑞土的日子快到了，而你至今不知怎样提出阻止他的理由。从一开始你就明白，不能放他去中立国，而你却冒险地把应当一星期的考虑好的事搁到了明天，这就是你坐立不安的原因。施季里茨的面孔不时出现在你眼前，你看到，在一个星期里这张面孔衰老了许多。他变成了一位老人，两鬃灰白，眼角他满皱纹。他也明白，他正走在架在十层大楼之间的细钢索上，下边站着鸦雀无声的人群，他们贪婪地等待着。于是他开始失去平衡，他摆动两臂，竭力维持平衡。在摔下去的一瞬间，他用手指拼命抓钢索，但没抓住。他向下飘落．温暖的柏油路面扑面而来。他声嘶力竭地尖叫，哀求死神不要在他没有飞起来的时候就降临他的头上——这还不那么可怕，还有希望，可是当身体扑通一声摔在地上时，希望就没有了，永远没有了——现在用‘太慌张’这个词代替‘过分神经质’不是光彩事，这样也混淆了概念，改变了含义……从另一方面来说，”缪勒继续冥思苦想，“这—次施季里茨为什么没有提鲍曼与克莱勃斯的关系，而只提到了我呢？我很明确地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他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他为什么向中心发这种谨慎的情报？如果他在拖延呢？”缪勒又反驳了白己．“他一直要求通知何时何地把款子存入他的帐户……塔格玛干得漂亮，从‘她’那里将发出我们感兴趣的密电。她就是玛尔塔，冒充了塔格玛，她甚至长得真有些象塔格玛。我要派人在瑞典跟踪她……不．”缪勒终于明白了，“看起来，我感到惶惶不安是因为我时刻在回忆我军进攻巴黎的前一天……当局控制惊惶失措的局面、有组织地进行疏散的尝试完全失败了，我们的坦克一开进巴黎，局面就变得不可控制……而在我们这里，在柏林，一旦朱可夫开始攻击，一旦他渡过奥得河，冲向这里，形势同样会变得不可控制，而施季里茨则可以躲藏起来，但此时我最需要他。在我逃到弗伦茨堡，登上潜艇之前，如果鲍曼最终未能同红军达成协议的话，那就通过他同他的中心进行接触……如果施季里茨跑掉了，我就无法取得我设想的胜利，给俄国人重大打击。他绝没有权力躲藏起来，因为这会使我押在西方的第二份赌注也输掉。那些实用主义者不会收留两手空空的人……好啦，不去想了。”缪勒打断自己的思绪，“你这样任性没有益处。记住，一个人假如在一团混乱的时候能够想到秩序，把事实分割为一个环节，那么他一定会成功。假如他被情绪、错觉和其它幻想所支配，他就会受骗，被击垮……时间不多了。这样吧，首先，今天我的小分队要埋设地雷，把施季里茨留在波茨坦的报务员的房子送上天。让他失去联系而呆在这里，让他去找关系，这总归是有利的，让他神经质地发作吧。第二件事；现在关闭边境的‘窗口’。第三件事：立即吊销他的有瑞士签证的护照；第四件事：汉斯……我在‘伊登博尔’号上搞掉了塔格玛，如果施季里茨真的要逃往中立国——上帝不开玩笑的话——他会被捕的；在这里，等我干掉了汉斯之后，施季里茨肯定要落到刑事警察手中。好了，门已关死，哈哈，就这么办吧。过后我们再看事态的发展。不过，你对自己又不十分坦率了，缪勒，你总是希望这样办事，好让现实迫使你把施季里茨关进监狱，并对他说：‘朋友，您发给中心的密电全文应当是这样：‘缪勒曾经使我避免失败，并且帮助我破坏了沃尔夫同杜勒所的谈判，现在他提出进行合作，但要求保证他个人今后的安全。’你希望看着施季里茨撰写电文，你想从他的屈辱中得到快感，但你主要是在等待他的中心的蔑视性的拒绝。这种蔑视性的拒绝能给你力量，它会化成动力，转变成你的坚强的意志以对付各种情况。要活下去，重整战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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