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邓氏宗祠曾经出过一任广西道台，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地委书记，还有一位未到任的七品县令，令族人足足荣耀了上百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老邓家的族谱上此后再无奇迹出现，就像人们期盼黄河变清的奇迹始终没有出现一样。
历史终于走进烽火连天的抗战时代。
公元１９３８年，随着生长一冬的小麦沉甸甸地低下头来，侵略者的炮声也如同打雷一样在东方天际隐隐可闻。战争迫近的脚步声打破中原大地的古老安谧，把我的家乡族人变成一群惴惴不安的小鸟。农村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肤浅城市，农民也不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城里人，他们的命运属于土地，土地是一根延续千年的粗大绳索，把他们双腿牢牢缚住。
他们眼下的使命是争分夺秒把成熟的粮食收割回家。
２
初夏子夜，担任豫东河防任务的第三十九军刘和鼎军长被一封急电催醒，急电下方那个冷冰冰的签名令他脑袋一震，所有睡意顿消。因为发电人是远在武汉的最高统帅蒋介石。
电文如下：
为了阻敌西进，确保武汉，依据冯副委员长（冯玉祥——注：原文如此）建议，决于赵口和花园口两处施行黄河决口，构成平汉铁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该军担任赵口之决口，限两日完成。已另电洛阳第一战区程长官（程潜）负责主持，规划实施>>花园口之决口，已电令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负责，仍由第三十九军统一指挥。并希电报后即向程长官切取联系，接受指示，认真办理具报。（见《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第１６１页，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北京出版）
刘和鼎把电文反复阅过，不由得大大地犯难了，其实令他为难的不是任务本身，而是籍贯。
因为他是安徽人。
第三十九军改编之前为皖系军队，参加淞沪抗战后奉命驻守豫东黄河，防止日军渡河，亦称河防军。尽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掘堤放水是大本营下达的命令，但是刘军长还是坐卧不安如同芒刺在背，因为这个任务直接关系到他的家乡安徽省，也就是史称“水患之乡”的淮河流域安危。史载，仅明、清以来，淮河共发生大小洪涝千余次，其中尤以黄河改道，泛水淹没半个安徽危害最烈，这就是中国治淮史上令人谈虎色变的黄水“夺淮出海”事件。安徽地处黄河故道下游地势低洼，一旦黄水破堤泛滥，安徽将要遭受的洪灾无异于天上来水，这个重大责任令人不可掉以轻心。
刘军长赶紧找来参谋长商议。
参谋长谨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当然不是反对大本营，而是反对掘堤任务。
但是没等刘军长打定主意，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上将亲自赶来河防军驻地。总司令是个行伍出身的职业军人，他开导刘军长说：波鸣老弟（刘和鼎字波鸣），敌人大兵压境，中原局势危在旦夕，中央不得已“壮士断腕”，舍此别无良策啊。你往远处看，中国历史上不乏“以水代兵”的先例，非祸国殃民而是救国救民啊！虽说淹了咱中原老百姓，但是我中华民族因此得救，多数老百姓不做亡国奴呀，所以这笔血海深仇一定要记在日本鬼子头上。此事关系重大，战区程长官亲自督阵，若有闪失谁也无法向中央交待>>你就抓紧执行任务吧。
刚刚送走总司令，电话铃响起来。对方操着浙江口音说：刘军长，你执行命令没有？
刘和鼎浑身一颤，一股寒气直透背心。他赶紧立正回答：是的，卑职正在准备执行。
委员长仿佛已经看穿部下心思，他在电话那头加重语气说：此举关乎抗战大计和国家前途，是最高军事会议做出的战略决策>>你记住，你的任何行为都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最高利益！
委员长最后嘱咐，千万不要惊动当地老百姓，不许泄漏消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云云。刘军长只好诺诺。在来自领袖的强大意志压迫下，河防军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将两团官兵火速遣上赵口河堤，开始执行秘密掘堤任务。
３
尽管军队严密封锁消息，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军队开上堤坝的风声还是随同麦熟的气味一道刮向四面八方。
赵口位于河南中牟县西北面，当地村民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情朝河堤赶来，很明显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已经牵动他们的神经，引起他们对军队行动的严重关注。但是在黄河大堤外面，一排凶神恶煞的大兵挡住去路。
老百姓越聚越多，很快惊动一个别手枪的长官。长官是个瘸子，他站在石头上生气地训斥村民说：你们要相信政府，国军是来替你们抗战的，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你们这样做不是捣乱吗？不是帮日本人的忙吗？再有捣乱者一律按汉奸罪论处。
一些胆小的村民果然被唬住了，纷纷溜回家去，但是多数人还是坚持不为长官恐吓所动，他们中不少都是妇孺老人。老人抗议说：俺家后生都在国军当兵，老总能把俺当汉奸办了不成？
军队当然不敢把村民都当成汉奸抓起来法办，因为他们原本理不直气不壮，有点做贼心虚和色厉内荏的意思。后来僵持不下，经过请示，上级长官终于同意村民选派代表登上黄河大堤，条件是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村民代表只可远观，不可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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