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太主义”突然间成为整体生命观与世界观的中心，此现象与法国德雷佛事件中反犹太的观点，或德国史托克尔运动(the German Stoecker Movement)中反犹太的理论所扮演宣传工具的角色，截然不同，导致此现象的因素不在于政治事实与政治环境，毋宁是“部族主义”的本质。“泛-主义运动”中的“反犹太主义”，全然罔顾犹太民族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的确实经验，只是以特殊逻辑的意识形态所演绎出来的结论，而憎恨犹太人。
“部族式的民族主义”是欧陆帝国主义背后的策动力量，它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毫无共通之处。民族国家要求能代表民意，也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自主权，它的发展始自法国大革命，至十九世纪臻于成熟定型，它的成长是民族性(nationality)与国家两种因素混合的结果；当十八世纪，或在俄罗斯与奥匈帝国里，这两种因素依旧是各自分离的。任何民族一旦意识到自身是文化与历史的实体，体认到领土是一永恒不变的安居之处——在这永久的安身处，历史的脚步遗留下痕迹，它的开拓是祖先们共同努力的成果，它的将来也全然依赖此种共同文明的历程——这时候，民族使踏入历史舞台，也得到解放。在民族国家生成的地方，移民立既终止；东欧与南欧便由于无法依赖那根植于泥土的农民阶级，而无法建立超稳固的民族国家。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民族国家是欧洲解放农民阶级按才拥有的政治体系，这项观点足以解释为何直到十九世纪末叶，民族才能在这些国家里保持着稳固的地位，也就是说，直到民族的目标真正代表着农民阶级时，民族国家才稳固不变。正如同马克斯所指出的：“军队由于农民的参与，而成为“荣誉感凝众的端点”；农民成为主人，在海外捍卫他们新得到的疆域……，制服是其国家的服饰，战争是其吟唱的诗歌；爱国热忱是这种产业的理想形式”。普遍征兵制使西方的民族国家主义达于鼎盛，此种民族国家主义是那解放的、根深抵固立于土地上的农民阶级所产生的。
民族意识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国家结构则肇始于君主政府与开明专制的时代(指十七、十八世纪一译注)，不论国家是以新共和，或以改革的君主立宪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总禀承着一至高的功能：必须保护居住于其疆土之上的人民，而不论居民的民族性，它的作为必须代表着一个超然的合法制度；然而，在“民族国家”里，由于人民的民族意识作祟，往往阻挠这些功能的实现。在“民意”(the Will of the People)的名称下，国家被迫承认唯有“国民”(national)才是真正的公民，唯有那些同一血缘和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的人民，国家才能赋予他们完整的公民与政治权利。这种现象意谓着国家已由法律的执行者，部份被转变成民族的工具。
绝对君主专政的解体，以及随后发展成的崭新阶级都助长了民族凌驾国家之上的趋势。绝对的君主专政是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前题，或者成为此种共同利益存在的印证与阐释者，其基础奠立于罗罕(Rohan)的观念——“君王命令人民，利益指使君王”；然而，由于君王的失势，以及象征人民至高权威的消逝，这种共同的利益遂有被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以及掌握国家统治权的斗争所取代的危险，也就是有持久不断的内战的危险。一个没有君王统治的民族国家缺乏一种子民相互结合的象征，在这样的民族国家里，维系人民的系带似乎只有民族的共同根源。缘此，阶级或团体的利益一旦支配着社会的每一层面时，共同的血缘关系——往往很情绪化地表现于民族主义当中——最能护卫整个民族国家的利益。
当近代民族国家产生时，当法国大革命结合人权宣言与民族自主权的要求时，国家与民族之间潜伏的斗争才明显地表彰出来。在此种情况下，相同的基本权利立即被宣称是所有人类共同的传承，是各个民族特殊的遗产；同样的，民族立即被宣称必须服从源自于“人权”(the Rights of Man)以及主权(sovereigh)的法律，亦既服从无法施之四海皆准的特殊法律，同时，坚信没有事物能超越此种法律之上。这种矛盾冲突的具体成果是：从此以后，人权被保护，而且被迫成为民族的权利；另一项成果则是：一个国家最高超的工作，本来是保护与捍卫人权，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一公民，使人成为一国民，但现在，国家已丧失其合法、合手理性的面貌，而成为浪漫主义者扭曲的事物，在浪漫主义观点的阐释下，它成为“民族灵魂”(national soul)虚幻的代表，这个民族灵魂被认为是超越和高置于法律之上。由此观之，民族已丧失其根源性的涵意——民族自由——连使虚假神秘独断的法律笼罩着民族至高的权威。
从上面的论证得知国家已变成民族的工具，人民与民族成员已认同合一；民族主义根本上就是表现出此种败坏的变质；随此种变质而来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阶级斗争所决定，此阶级斗争取代以前封建制度的秩序。现在，社会处处弥漫着“自由学理的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事实上，国家是统御所有的阶级，但“自由学理的个人主义”误认为国家只统治着个人，也误认为国家是一高超的个体，任何人面对它，都必须屈膝服从。在社会分化解离的状态下，国家必须保证整个民族，必须保证整个民族的存在，这是民族的意志。为了适应这项工作，迫使国家集中凝聚力量，唯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才能统御所有暴力，以及所有可能性的权力，也唯有如此，才能制衡那社会上不断由阶级带动所产生的离心力量。由是言之，民族主义遂成为一种极昂贵的凝合土，凝聚着中央集权的国家与分化解离的社会；它唯一实际的工作，既是衔接个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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